我不再只把它们当成石头、泥巴
它们是有生命的
1991年农历正月十七那一天,王旭东顶着鹅毛大雪,坐长途汽车从张掖来到敦煌时,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将就此转一个弯。
当时的王旭东,是张掖地区水电处的一名技术员。在他心中,百分之百地确定自己的未来会是一名水利工程师,因为这是他从小唯一的梦想,也是他为之努力的目标。
来到敦煌的这一天晚上,王旭东独自一人绕着寂静荒凉的莫高窟走了一圈。空无一人的三危山前,那些千年石窟安静极了。突然间,他对这里心生好感。
第二天,他一口答应留在这里。
从此,世上少了一位水利工程师,而敦煌莫高窟则多了一位守护者。
解放周末:您的三位前任,不是艺术家就是考古学者,而您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理工男。当时是什么机缘让您来到了敦煌研究院?
王旭东: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因为我出生在甘肃农村,那个地方非常缺水,我小时候经常看见那些水利工程师或技术员扛着三脚架、经纬仪在修水渠,我特别想长大以后和他们一样。所以,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我填写的所有志愿,从一本、二本到专科,全部都与水利有关。最后我如愿被兰州大学水文地理与地质工程专业录取。毕业时,我也毫不犹豫回到家乡去搞水利。
1991年,敦煌研究院正好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美国专家向他们建议,搞石窟保护,应该去找地质工程专业的人加入进来,于是他们就来到兰州大学招人,我的老师向他们推荐了我。那时我已经在张掖地区水电处工作。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敦煌在哪里。唯一有印象的,是我父亲在1981年曾去敦煌旅游,他在莫高窟九层楼前留了影。
因为是老师推荐,所以我勉强决定去敦煌看看。到了这里的那个晚上,我觉得好安静,还没进洞窟,就喜欢上了这里。第二天,去见了领导,没谈上几句话,我就决定留下来。一是因为喜欢莫高窟静谧的环境,二是被敦煌文物科技保护的领路人、时任保护研究所所长李最雄博士的学者风度所吸引。
我到敦煌后开展的第一个课题是崖体稳定性研究。这和我的专业非常吻合,所以我很有干劲。为了这个课题,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几乎跑遍了莫高窟有壁画彩塑的492个洞窟。但说实话,那时我对敦煌壁画没什么感觉,在我这个工科生眼中,那些泥塑和壁画只是土,只是矿物,我只关注到壁画起甲、开裂等问题。
解放周末:从什么时候开始,洞窟里的壁画引起了您的注意?
王旭东:虽说决定留下来,有点“一时冲动”;但很快我发现,我的专业知识完全可以用在石窟壁画的保护上。比如,第98窟和第85窟,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都修复过,但到了90年代,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大家都说这些洞窟是得了“癌症”。后来,我们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一起来攻克这个难题。从环境监测到壁画制作材料、工艺以及岩体内和壁画地仗层(注:壁画和岩壁之间的草泥或麻泥层)中盐分的分析,一整套调查之后,终于找到了病因。原来,壁画颜料层的盐分含量太高,当相对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盐分就会溶解;当湿度低的时候,盐分又会结晶。这样反复溶解和结晶,就导致壁画的表面产生病害。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等环境条件一变,就又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给壁画治病,首先要了解岩体的结构和其中的水盐运移规律。我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为什么我后来会渐渐喜欢上敦煌文化?那真的是耳濡目染,因为我就住在莫高窟,经常在洞窟里转,周围的同事也都是研究敦煌文化的专家,慢慢地,你就会从心底里产生要了解它的欲望。于是,我阅读相关书籍,向同事们请教,进洞窟的时候,我开始把目光聚焦在了壁画上。我了解到不同时代的彩塑、壁画,其风格以及技法都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们表现的思想也不同。我越来越觉得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敦煌文物才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
解放周末:这种真正的敬畏怎样改变了您?
王旭东:之前是别人对我说,莫高窟的艺术多么伟大,但那时我真正知道了它的珍贵价值。从那以后,对莫高窟所有的保护工作和管理工作,我都特别用心。我不再只是把它们当成石头、泥巴了,在我的眼里,它们是有生命的。
其实,在每个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这种热爱传统文化的细胞和基因,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激活。你可以不会画画,但通过了解这些画,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触动你,会让你由衷地爱上这些古老的文化。
2016年,敦煌莫高窟中秋之夜奏响“天籁之音”
这些壁画就是他们的生命,
甚至超过他们的生命
一道残阳,斜斜地照在莫高窟对面一座高高的沙丘上。
这是记者见过的最简朴的墓园。十几座或大或小的墓碑,毫无规律地散落在寸草不生的沙地里,但它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莫高窟巍峨高耸的九层楼。
他们生前,都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去世后,依然用这种方式守望着莫高窟。
清明前夕,墓地里又来了一对新“邻居”——敦煌学者史苇湘和欧阳琳伉俪。他们生前留有遗嘱,百年之后,要一起回到敦煌,安葬在三危山下、宕泉河畔。
春寒料峭中,王旭东带领着400多名敦煌研究院的员工们,一起为两位老先生献花、默哀。
世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工作单位,会像敦煌研究院那样,有自己的墓园。但是,这些长眠于此的前辈,却在明明白白地告诉年轻的同事们:一生一世,都要固守在这荒漠里,作出终身的奉献。
解放周末:史苇湘和欧阳琳两位老师,又是如何与敦煌结缘的?
王旭东:史苇湘和欧阳琳都是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1943年9月,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成都举办敦煌石窟壁画临本展。当时张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了部分学生充当画展的讲解员,史苇湘和欧阳琳就在其中。
史苇湘先生后来说,他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是无与伦比的。当年张大千先生曾对他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所以,他们这对恋人从艺专毕业后,毫不犹豫,选择奔赴敦煌。1947年,欧阳先生先期抵达敦煌,当时从成都到敦煌,足足跋涉了一个多月。因为参加远征军,史苇湘先生一年后追着恋人来到敦煌。
虽然这里极度缺水,没有新鲜蔬菜,几乎与世隔绝,但他们两个留了下来,心甘情愿默默地从事着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2000年,史苇湘先生在兰州逝世,享年76岁。2016年,92岁的欧阳琳老师也去世了。如今,按照他们的遗愿,两个人终于又一起回到了敦煌莫高窟。
解放周末:很多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前辈甘于坚守大漠深处的莫高窟,并为它奉献一生?
王旭东:上世纪40年代,第一批来到莫高窟的人,大多数是艺术家。为什么?因为只有他们能看懂莫高窟的壁画,知道莫高窟的价值所在。我们眼中的石头和泥土,在他们眼里,是1000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绵延。中国唐朝以前的绘画作品,留存在世的,唯有敦煌保存得最完整。这种文化遗产只有在敦煌才能看得见,我想他们在临摹这些壁画的时候,一定是抱着一颗非常虔诚的心。
所以当时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留下来坚守敦煌莫高窟的,100%全部都是画家。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其他考古的、搞文物保护的各方面人才,才陆续来到敦煌。
敦煌壁画
解放周末:正是因为了解敦煌壁画举世无双的艺术价值,所以才会不惜一切地去保护它。
王旭东:是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从法国留学回国,1943年来到莫高窟。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国立艺专中国画专业毕业,1946年来到莫高窟。为了保护莫高窟,他们当年的有些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非常幼稚可笑,但是他们的精神力量,绝对值得我们仰望。
比如,莫高窟受风沙侵袭非常严重,一到冬天风沙就会刮到洞窟里去。怎么办?那些艺术家想了一个办法——在敦煌洞窟顶上,沿着洞窟在戈壁滩上挖一条沟。这样,沙子吹过来就掉到沟里,而不会进到洞窟里来,但是往往一场大风就把沟填满了。为了清除这些沙子,艺术家们又建了一道沙墙,把沙子挡住,没想到几场大风又把沙子从上面吹了下来。后来,他们还想过在窟顶的沙子下面挖一个洞,用布袋把那些沙子集中起来,再慢慢漏下……
虽然这些办法最终都没有解决问题,但他们的这种精神,让人感动之至。只有那些深深了解敦煌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人,才会这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壁画就是他们的生命,甚至超过他们的生命。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第三任院长樊锦诗,作为一名考古学者,自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莫高窟,就再没有离开。那个时候,她和丈夫两地分居,每年只能见两次,她去一次,先生来一次,20年大都如此。
他们如果不了解莫高窟的价值所在,绝不可能心甘情愿为它如此付出。所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敦煌的价值,大家才能由衷地对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生出崇敬之心,才能发自内心地去保护它,并让它发扬光大。如果说我26年前来到敦煌时,对敦煌文化一无所知,那么现在,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敦煌艺术,让我们后世的子子孙孙也都有机会见识这颗人类文化的瑰宝。
自信的文化一定是开放的,
正因为开放,所以自信
古人说:“春风不度玉门关。”3月的莫高窟,显然尚未从冬天苏醒。
这个季节,江南早已是草长莺飞,而莫高窟前的宕泉河才刚刚解冻。满眼黄褐色的沙土,仍是这里的主色调。
王旭东说,早年他在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一般每年的5月到11月,他们从早到晚就在洞窟里从事调查和保护修复工作;而到了冬季,洞窟里实在太冷了,不便工作,就到处出差,到全国各地考察学习交流。
对莫高窟文物进行研究,尤其是破解敦煌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价值所在,从来都是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核心。
2004年,敦煌莫高窟考古专家对北区出土的木活字进行鉴定研究。
解放周末:敦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世之宝,它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
王旭东:任何一件历史文化遗产,都有三大核心价值:一是艺术价值,二是历史价值,三是科学价值。每一件文物,多多少少都包含这三大核心价值,只不过包含的程度各不相同。
除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莫高窟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价值。莫高窟是一个佛教文化的宝库。从它的历史背景来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从西域传播到这里,进而再传到中原。敦煌作为必经之路,曾是汉帝国的文化前沿。敦煌以西就是戈壁沙漠,东来西往的人必须在这里歇脚,于是各种文化就汇聚在这里。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文化,因此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和来自中原的儒家文化在这里发生了碰撞。有了碰撞,有了矛盾,就会不断调和,找到彼此的共同点,这种共同点就是人性,就是慈爱;接着,不同文化彼此适应、彼此包容;最后,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实现了融合。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莫高窟是多种文化不断交融的产物。
解放周末:对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而言,敦煌莫高窟又有着怎样的启示?
王旭东:敦煌石窟为什么繁盛了千年?因为在这个地方,老百姓都信仰佛教,所以莫高窟的佛教文化才能延续这么久。但事实上,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早已变成了中国本土的佛教。
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中,“释”就是佛教,佛教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儒家文化的巨大包容性。我们的儒家文化接受、包容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而不是采取消灭的方法,相互借鉴、相互发展,从而使中华文化几千年不断,生生不息,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自信吗?
解放周末: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固守在自己原来的文化中一成不变。
王旭东:任何文化都有其积极、优秀的一面,中华文化就是把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然后与我们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文化。
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采取闭关锁国、抵挡的方式,不让别的文化进来。当我们充满文化自信时,才会有大国气象。在敦煌的壁画里,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气象,各种民族、各种肤色的人都出现在画面里,什么都可以包容进来。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包容性很强。敦煌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国际化禀赋的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互鉴、沟通对话的见证——自信的文化一定是开放的,正因为开放,所以自信!
这就是今天千年敦煌带给我们的启示。
文化会慢慢地渗透到
人的骨子里、血液里
3月8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同济大学联合主办的“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在同济大学博物馆正式开幕。
这是该展在上海的第一站。现场前来观展的,既有青年学生,也有年迈长者。
王旭东雄心勃勃地表示,这个巡展将走遍全国的高校。
过去,偏于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只能让人们走进来观赏;如今,因为有了数字技术,因为有了互联网,敦煌文物可以走出去,可以让更多人来共享。
这个千年文化遗产,插上了科技的翅膀,飞翔起来。
2017年3月,敦煌艺术文献展在京开幕
解放周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那么,如何让莫高窟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呢?
王旭东:文物保护好了,研究好了,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
因为受种种条件的限制,过去我们说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有点力不从心。比如,要外出搞一次展览,得临摹复制洞窟,再费力地搬运,临摹洞窟只有那么几个,一年只能安排几场展览。形式单一,费时费力。
现在,有了数字技术,完全可以让文化遗产插上科技的翅膀。目前,我们正在全国高校举办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巡展,我们可以同时在几所大学办展览,而且成本很低。数字敦煌,再结合学者们研究敦煌的成果,可以组成多种多样、不同形式的展览。针对不同类型的高校,我们的展览可以布置不一样的内容,比如最近在同济大学的展览,就比较偏重建筑方面的内容。
还可以通过互联网,使敦煌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让洞窟真的“活”起来。目前,我们已经有30个洞窟的高清图像传到了互联网上,可以让全球网友一睹敦煌石窟的风采,让更多的人共享敦煌这一人类文化遗产。
此外,我们还开发了一些文化创意产品。比如《一带一路画敦煌》涂色书,以莫高窟的艺术作品为蓝本,让参与者在一描一画中体会敦煌的历史与内涵。
解放周末:弘扬敦煌文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王旭东:我最为看重的,是怎么去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我们不仅在大学里搞巡展,而且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还走进校园,为大学生们开讲座。每次在学校里演讲,大学生们都会围着我,问我很多有关敦煌莫高窟的问题。
我深切地感受到,年轻人非常需要了解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平时他们可能了解更多的是西方的文化,而很少了解像敦煌这样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让年轻人了解敦煌莫高窟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才能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生活。因为,金钱的力量是一时的,文化的力量却是可持续的。文化会慢慢地影响人,渗透到人的骨子里、渗透到血液里。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只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拥有文化自信,才能真正“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人物小传 · 王旭东
1967年生于甘肃山丹。1991年在敦煌研究院从事壁画及土遗址保护。兰州大学和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12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