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魏晋南北朝是敦煌历史上最复杂多变的时期之一，政权更替频繁，先后经历了曹魏、西晋、前凉张氏、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北魏、西魏、北周10个政权的统辖，其中西凉李暠还曾定都于此，使敦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这一时期敦煌的辖境也多次变化，历史上以“敦煌”命名的州郡、军镇等行政区划中，首推北魏时期敦煌军镇所辖的范围最大。这一时期敦煌的经济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令敦煌闻名遐迩的莫高窟就开创于前凉统治下的366年，这一年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起点。
 
　　1、曹魏时期敦煌经济的复苏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曹魏控制着中国的北方，河西敦煌归曹魏统辖。

　　曹操当政时仍多沿东汉旧制，河西直至西域地区依然隶属于雍州。至曹丕代汉建魏，自立为魏文帝后，才又分置了凉州，敦煌郡重新划归凉州统领。关当时的敦煌郡究竟辖多少县，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曹魏时敦煌郡的地理面积并未增加，属县虽为7个，实际上仅是将汉时的广至县辖地一分为二，增立宜禾县，该县故城位于今安西县西北。至于人口，河西敦煌本已因东汉政权镇压羌人起义的连年战争而人户萧条，至曹魏立国前后，各割据集团相互混战，更使当地人口急剧下降。曹魏初有金城郡时，该郡人口只剩下了东汉时的1/3，估计与之同处河西的敦煌郡的情况也大率与此相仿。

　　人力的奇缺导致了生产的萎缩，曹魏初领河西时，敦煌满目疮痍。魏文帝执政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状况。先是平定了各种反叛割据势力，为生产的恢复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环境，继而又积极经营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加强统治，从而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并部分恢复了敦煌的战略地位。20世纪初以来在今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与敦煌有关的魏晋文书，说明那时的敦煌确实与广大西域地区保有密切关系。

　　曹魏时期敦煌出现了两位很有名的太守。一位是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任职的仓慈，另一位是魏齐王曹芳统治时期（240～254年）在任的皇甫隆。仓慈在职期间着重解决了地方豪强对来进行贸易的西域杂胡的勒索问题，并建立了胡商交市和制订了有关商贾过境的各种规定，由敦煌地方政府为在敦煌进行交易活动的商人提供公平交易的保障，给想去都城洛阳做生意的胡商颁发过所（通行证），对将回归本国的商客还派兵沿途护送。仓慈推行的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敦煌地区商业的发展，使敦煌变成了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品贸易中心和胡汉交往的都会。仓慈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商民的深深爱戴，他死后敦煌民众为他画像祭奠，西域商民也极其悲痛，聚集到西域戊己校尉的驻所，图形立祠哀悼他。
 
　　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期间，非常注意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改进灌溉方法，教农民适量用水，又大力推行先进的生产工具耧犁，使劳动力节约一半，而收获却能增加一半，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由此敦煌的农业生产不仅得到了恢复，还进而发展成了农耕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

　　在这些清廉的地方官吏的努力下，敦煌的经济生活很快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人口逐渐增加，社会环境基本安定，这种情况大约一直延续到曹魏末年。
 
　　2、西晋时期进一步发展的敦煌经济与文化

　　西晋王朝对敦煌郡县又作了一番调整，将冥安、渊泉两县分别改名为宜安、深泉，将西汉时就已设立，原属酒泉郡的乾齐县改隶于敦煌郡，同时还另外增设了昌蒲县。这样，西晋前期敦煌郡的辖境大体包括了今敦煌市、安西县，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北部和玉门市的西部地区，比两汉时增大了一些。但是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西晋将位于敦煌郡东境的宜禾、冥安、深泉、广至等县分出，另行设置了晋昌郡，使西晋后期的敦煌郡仅有昌蒲、敦煌、龙勒、效谷四县，辖区仅及今敦煌市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北部，面积大减。

　　西晋政府领有河西敦煌后，继续沿用曹魏以来的各项政策，使这一地区得以延续魏时的繁荣。随着西晋经营西域活动的展开，敦煌的经济与文化更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随着大量流民纷纷回归故土，西晋时敦煌的人户已达六七千户，虽不及两汉，却远胜于曹魏。人口的增多促成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敦煌郡内已修筑了储存军粮的大型仓城——河仓城，表明当时的农业已有很大进步，可以大规模储粮了。

　　西晋时敦煌商业发展很快，那时在敦煌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原居住于中亚等地的粟特人，他们之中有行商，也有坐贾，行商们将敦煌视为中转站，经由这里更向河西东部甚至中原内地进行贸易。有关这些商人的活动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据研究，写于西晋末年的“粟特文古信札”就记载了粟特商人在敦煌、酒泉、金城、洛阳等地的活动情况，并提到当时居住在敦煌的粟特自由民有百家之多，这说明敦煌已逐渐恢复了商业都会的地位。
 
　　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进步。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文人大量涌入，西晋时的敦煌已拥有了相当厚实的文化基础，出现了许多世族文人。在传统儒学方面最负盛名的是索靖、氾衷、张甝、索、索永等“敦煌五龙”，内中又尤以索靖更为后世推崇。索靖曾在晋朝任高官司空，著有《索子》、《晋诗》各20卷，他又善草书，撰写了论述草书形体结构的专著《草书状》，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
 
　　除儒学之外，晋时道教也开始在敦煌流行起来。道教传入敦煌的时间很早，汉代就有一位名叫议（蚁）君的道士被贬斥到了敦煌，但其活动情形已难确考。西晋时有关敦煌道教的材料渐渐多了起来，20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而在敦煌地区规模宏大的魏晋墓葬群中，道教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从中可以找到神仙崇拜、羽化飞升思想的影响。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西晋时的敦煌还接纳了外来文化——佛教文化。敦煌地当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印度与西域高僧东行传法的必经之地。佛教至晚在东汉明帝时就已传入内地，敦煌对佛教也当有所接触，但那时敦煌的居民主要是贫苦的农民和屯戍的士兵，不具备广泛传播佛教的文化基础。魏晋时敦煌的文化积淀已相当深厚，逗留，甚至定居敦煌的西域胡商日益增多，当地人民对佛教信仰的具体内容有了较多了解，这样曹魏末年敦煌地区便出现了最早的传教佛僧。据《高僧传》记载，3世纪中叶，高僧竺高座就曾在敦煌活动，并收竺法护为徒，法护则主要活动于西晋。
 
　　竺法护本是月氏人，原名昙摩罗刹，“法护”是中土人对他的称呼。他曾游历西域、中原，通晓36国语言，一生致力于西行取经、译经，共译出佛教经典100余部，其中《修行道地经》和《不退转法轮经》等就是太康五年（284年）以后在敦煌译出的，当时敦煌已有许多胡汉僧徒参与协助译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译经团体，法护就是这个团体的中心和领袖，被人们尊称为“敦煌菩萨”。
 
　　协助法护译经的主要弟子是法乘，他曾追随并师事法护，往来于敦煌与长安之间，后来因避难西来，在敦煌定居，并积极建立寺院，开设讲筵，教授僧徒，诲而不倦，为弘扬佛法忘身为道，最终圆寂于敦煌，也是敦煌佛教传播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

　　竺法护、法乘等高僧的出现显示出西晋时佛教在敦煌已十分盛行。那时敦煌佛教的特点是专重译经、诲人知礼，虽尚处于初期阶段，却已为几十年后敦煌成为佛教圣地，创建莫高窟打下了基础。
 
　　3、前凉张氏在河西敦煌的统治

　　西晋统一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永嘉之乱”以后，北中国很快进入了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十六国中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都建立并发展于西北地区，河西敦煌也渐次成为了它们的辖地。

　　最先占有河西的是前凉张氏，其奠基者张轨是一位很有见识的统治者。永宁元年（301年），晋惠帝任命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立即走马上任。那时的西晋已因战乱而国力衰弱，自身难保，根本无力过问边地的政事，所以张氏虽然奉晋室正朔多年，但在河西的统治实际上却是非常独立的，张轨此次上任也就是张氏在河西长达76年统治的开始。
 
　　4世纪初，鲜卑贵族曾在西北猖獗一时，人民受其骚扰，苦不堪言。张轨到任后立即调兵遣将，很快就将他们镇压下去，得到了河西人民的拥戴，为张氏政权以后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站稳脚跟后，张轨为张氏政权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开始经营河西。在政治上，张氏极力推行拥戴司马氏、维护晋室的政策，从而赢得了河西汉族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使走廊内部得以长期保持安定局面，抗御住少数民族贵族的袭击，并博得关陇地区汉族人民的赞赏，邻地的百姓纷纷投奔凉州。
 
　　张氏政权改变拥戴晋室的方针始于张骏末年。345年岁末，张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因而有些研究者将这一年算作前凉割据政权的起始。次年五月张骏病死，世子张重华继位为假凉王。至349年，张重华自称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公开脱离了晋室的羁縻。到张祚掌权后更僭帝位，立皇后，封太子，改年号为“和平”。这对前凉的统治产生了消极影响。
 
　　张氏在政治上的另一个策略是联合河西大族，借助他们的力量稳固统治。汉武帝以后几百年的发展使魏晋时的河西敦煌出现了一些名门望族，具有左右当地形势的实力。张轨出身于世族家庭，对这一点的认识自然十分深刻，他赴任之初就以敦煌人宋配、阴充、氾瑗等为股肱谋士，选用豪族子弟参与地方政权，以作为他在河西创立基业的保障。张轨的后继者们也一贯奉行此项策略，如张茂当政时就曾以望门显贵阴澹为敦煌太守。

　　张氏在军事和外交上总是根据具体形势随时调整对敌政策，且战且和。这种灵活多变政策的准确运用使得前凉统治区安定少难。在张氏统治的70多年中，敦煌一直没有遭受少数民族贵族的掠夺践踏，相反，张氏的势力范围还有所扩展，张氏版图最大时东起陇西、河南，西至高昌，领有今甘肃、青海、新疆三大省区的大部分地区，是除石勒所建后赵以外，中国北方辖地最大的政权。与此同时，张氏还以敦煌为基地经营西域。20世纪初，日本人桔瑞超曾盗掘出一件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稿，信稿写于346年前后，正是张重华统治时期，说明直至4世纪中叶，张氏政权都还有力地控制着今新疆中部吐鲁番以西的广大地区。这样敦煌等地便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张氏初领敦煌时，敦煌郡原辖6县，即敦煌、昌蒲、龙勒、效谷、乌泽和凉兴，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敦煌市、安西县的西部，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北部，比西晋前期的辖境小多了。后来前凉更将乌泽、凉兴2县分出，与晋昌郡的宜禾等3县合立为凉兴郡，这样敦煌郡内仅余4县，面积更小了。敦煌郡原属凉州，张骏在位时曾将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3郡3营合并，依境内的鸣沙山取名为“沙州”，这是历史上“沙州”一名在敦煌地区的首次出现，当时的州治就设在敦煌。但事隔不久，前凉又曾一度取消沙州，复称敦煌郡。
 
　　前凉在设置沙州的同时，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沙州刺史，杨宣留给后人的最主要的政绩是修筑阳开渠和北府渠。阳开渠位于州南，长15里；北府渠位于州东，长45里，石作工程非常大，是杨宣用家藏的万斛粟米买石修建的，这条长渠的修造质量很高，以至到几百年后的盛唐时还能使用。除杨宣外，张茂时的敦煌太守阴澹也修建过阴安渠，长7里。历任地方官注重水渠的营造和维修，表明当时敦煌的农业经济又有了新发展。

　　出身于儒学世家的张氏统治者很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张轨、张骏等都注意吸引文人学士迁居凉州，鼓励他们兴学授徒，传播学术。前凉末主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下属官吏争相仿效，拜师求学蔚然成风，遂使中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大行于河西敦煌。
 
　　前凉张氏时期，敦煌等地的佛教信仰也盛行起来，各种佛教活动中又以禅业发展最快，4世纪中叶就出现了苦行修禅的僧人，如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都曾在敦煌修习禅法。修禅讲究静坐苦修，摈除杂念，一心向佛，以求解脱。静坐需要建寺开窟，一心向佛需要巡礼观像。当时敦煌云集了相当数量的西域僧人，他们在带来修禅方法的同时，也传播了印度的石窟艺术，敦煌随之开始了各种开窟造像活动，其中对敦煌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莫高窟的开凿，它不仅使敦煌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声名卓著，同时也使得敦煌史与其他地区的地方史有了很大区别，而具有更多的宗教、文化与艺术色彩。
 
 
　　4、莫高窟的创建

　　目前所见记载莫高窟首创情况的文字资料主要有3件：武周圣历元年（698年）五月十四日立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简称《李义碑》；敦煌藏经洞中所存古代遗书《莫高窟记》（今编P.3720号）；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左上方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3件材料中以《李义碑》的时代最早，有关莫高窟初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多以它为据。
 
　　莫高窟的开创者是沙门乐僔，当是一位禅僧。他创建莫高窟似乎有点偶然，据说有一次他杖锡穿行在三危山、鸣沙山间，猛抬头望见三危山顶的万道霞光中有无数金佛涌现，圣妙无比。乐僔大受感动，认定三危山是佛门圣地，自己与佛法有缘，幻见的金佛就是真正的神佛，神佛在启示自己于此弘法。乐僔于是发愿，在鸣沙山麓开凿了第一洞石窟，揭开了敦煌石窟艺术史的第一页。

　　关于乐僔开窟的时间，主要有四种说法：西晋惠帝太安末年（303年）以前；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366年）。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影响不大，目前大多数人认同的是第四种说法，而个别学者新近重申的第二种说法也很值得重视。
引人注意的是，第二种和第四种观点都说莫高窟首创于建元二年，只是对应的公元纪年不同。“建元二年”的根据是学术界公认最为可信的《李义碑》，碑中的原文是：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
 
　　以往学者大多将碑文中的“初秦建元二年”直接对应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即366年。当然大家也留意到366年时实际统治敦煌的仍然是前凉张氏，不可能用敌国前秦的年号，学者们的解释是：这里的“建元二年”应当是前秦占领敦煌之后，当地人追述往事的说法。上述解说流行了很多年。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建元年号有好几个，通过分析前凉的外交政策与境内人心的向背，以及前凉张氏统治者与敦煌高门大族在应该奉用西晋还是东晋年号问题上的分歧，并举考古发现所出文书为旁证，他们认为这里的“建元二年”应该是前凉时敦煌地区私奉的东晋康帝年号，时当344年，至于“初秦”二字，则是后来不明真相的人想当然加上去的（详见王素《敦煌莫高窟创建时间补说》，载《敦煌文献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此说颇有说服力，不过提出的时间不长，尚未见敦煌学界对此展开热烈讨论，更谈不上取得一致意见。如果344年说得到肯定，那么莫高窟的创建时间就比长期流行的366年说提前了22年。

　　关于莫高窟所处的确切地理位置，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莫高窟系开凿在鸣沙山东端的崖壁上，有的书上却说是建于三危山，那实际上是就鸣沙山所属山脉总称而言的笼统说法。三危山一名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三危山是指横跨安西、敦煌两县中部的山脉，全长200多公里，它被几道山沟断切为若干段，每段又各有具体名称，其中鸣沙山是指今党河水库向东40公里至大泉河一段的山体，正是莫高窟的所在，而自大泉河向东42公里至东水沟一段的山体乃是狭义的三危山，它西与鸣沙山相对，主峰距莫高窟依托的崖壁约5公里左右。

　　其二，莫高窟距离敦煌县城的里程过去常称为25里，那是指走直捷便道而言，实际上历代道路常有变动，距离里数的变化也就相当大。现在人们从敦煌市去莫高窟多乘汽车走公路，出城后先向东，再折南至窟，路线呈矩尺形，里程也较捷路增加了一倍，所以现在人们常说莫高窟距市区的距离是25公里。
 
　　有关莫高窟一名的涵义和由来也颇令人费解。有人直解作“漠高”的简写，认为是指沙漠高处；也有人认为与佛教专名词“妙高”有关，因唐代敦煌妙、莫同音，妙高也就借写为莫高。妙高是梵文苏迷卢的意译，本指须弥山（古印度神话传说中认为须弥山是人们所住世界的中心，佛教兴起后沿用此说）。
 
 
　　5、前秦苻氏经营敦煌西域的重大举措

　　376年，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动用13万兵力攻打前凉，张天锡企图联合西域进行抵抗，但没能成功，河西敦煌很快就被前秦占领了。为加强统治，秦主苻坚将以张天锡为首的前凉豪族望姓7000余户强行迁徙到长安、关中一带，使他们失去了复兴的基础。前凉旧臣也被层层分化，一些比较驯服而又有才干、威望的前凉故吏被授予了前秦官职，如原敦煌太守张然就被委任为尚书郎。与此同时，苻坚还选派了大量前秦官吏担任河西的州县长官，被任命为敦煌太守的是羌族贵族姚静。这样，苻坚很快建立起了在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在前秦统治的10年里，敦煌地区基本是安定的，社会生产、文化事业都在前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苻坚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封建君主，占有河西敦煌以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地域更加广阔的西域。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敦煌再次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苻秦首先充实了敦煌的人户，于建元末年将江汉、中原地区的百姓17000多户迁徙到这里，使敦煌人口在短期内迅速增多，极有利于敦煌郡地的充分开发，这次移民规模极大，在敦煌历史上非常有名。充实敦煌的同时，苻坚又派遣凉州刺史梁熙出使西域，进行实地勘察与外交上的准备。梁熙一路宣扬前秦威德，并用大量缯彩结好各国，很快招致了许多小国遣使朝秦。他们带来的西域珍宝异物令前秦统治者大开眼界，刺激了他们的贪欲，有关高僧鸠摩罗什的神异传说更使得笃信佛教的苻坚大为仰慕，急切地想迎请罗什来朝。而此时西域诸国也热切希望与强大的前秦帝国建立友好关系，鄯善王、车师前部王都奏请永置西域都护，表示愿为出关王师做向导。这样，苻坚便命令大将吕光出征西域。

　　吕光字世明，略阳（今甘肃清水西南）地区氐族人，他智勇兼备，深得苻坚宠信。建元十八年（382年），吕光统领着前秦精兵7万余人，内中有铁骑5000余人，浩浩荡荡地出征了。吕光西征的主要对象是焉耆和龟兹。这两国地当丝绸之路的中道和新道，恃险不服，使二道受阻，它们又控制和影响着许多西域小国，在西域地区举足轻重，能否战胜它们是西征成败的关键。吕光大军西渡流沙，远涉戈壁，勇猛善战，很快就平定了这两个西域大国，并令其他国家纷纷归附，取得了巨大胜利。
 
　　吕光西征是继东汉之后中原王朝为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行动的胜利本是前秦在西域建立行政统治的最好时机。但是，苻秦的目的没能达到。苻坚穷兵黩武，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盲目东征西讨，特别是为伐晋所进行的全国性征发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苻秦王朝摇摇欲坠，383年淝水之战的惨败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庞大的前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了。吕光西征的成果非但没能为前秦所用，反倒为后凉的建立，及从前秦手中夺取河西敦煌提供了契机。
 
 
　　6、后凉吕氏对河西敦煌的统治

　　385年，吕光班师东返，他延请到了高僧鸠摩罗什，罗致了大量的珍宝、名马，还招来了西域的商队。但走到凉州时，却得到了苻秦败亡的消息。吕光于是决定就地割据，所统率的前秦军队和西征得来的战利品都成为他称霸河西的基础。吕光首先驱逐了前秦的凉州刺史，占据姑臧，于386年自称凉州牧、酒泉公，389年自称三河王，并置官建号，至396年进一步自称天王，改元龙飞，建国号大凉，历史上称其为后凉。
 
　　后凉统治河西18年，这期间，敦煌历史的总的特点是战乱不息，民不聊生。

　　后凉的4位统治者都十分好战，特别是吕光曾用武力统一了河西，将后凉版图扩展至今西宁地区。但这种军事统治很不稳固，到吕光末年时就已出现了北凉、南凉与后凉分离独立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后凉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无能乏术，提不出适时的政策和有效的统治措施。
 
　　399年吕光病死，三子争位，互相残杀，加速了后凉的灭亡。神鼎元年（401年）新兴的后秦发动了对后凉的进攻，迫使吕隆投降，后秦任他为凉州刺史、建康公，令他留居姑臧，以利用吕氏势力抗御河西群雄，这样吕隆又在姑臧维持了两年，但内忧外患迫使他在神鼎三年主动请求赴长安居住，后凉彻底灭亡，而敦煌在此前数年已易手他人。
 
　　7、北凉的短期过渡与西凉李氏时期的敦煌

　　后凉统治末期的397年，张掖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因伯父被吕光杀害怒而反叛，他推举后凉的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改元神玺，建立了北凉，占据了河西走廊的西段。当时的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孟敏先后投靠了段业，段业除继续留用孟敏，并授他沙州刺史的虚衔外，还于398年任命敦煌望族李暠为效谷县令。

　　李暠据说是西汉将军李广的后代，从李广始李家定居河西，世代为官，在当地声望很高。李暠本人也很有才干，擅长理政用人，深得吏民爱戴，敦煌太守孟敏故世以后，敦煌地区的豪族大姓立即推举他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而段业派来接替孟敏职位的新太守却被驱逐回去了。段业无奈，只得重新任用李暠，使他得以在敦煌名正言顺地积蓄力量。

　　此时北凉内部段业和沮渠蒙逊的矛盾已经尖锐起来。沮渠蒙逊的先祖曾任匈奴左沮渠，后世便以官为姓。拥段业立国后，沮渠蒙逊被任命为张掖太守，后又封为临池侯，他工于心计，擅长弄权，终于设计杀掉了段业，于401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年号为永安，北凉转为沮渠氏所有。
 
　　在北凉最高统治层忙于争斗的过程中，河西地区一片混乱，李暠的羽翼却丰满起来，敦煌世族公推他为护羌校尉、领秦凉二州牧、凉公，于400年正式脱离北凉，改元庚子，建制于敦煌，史称西凉。有史以来，敦煌第一次成为一个国都。
 
　　李暠是在敦煌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建国的，所以对当地士人特别重视，西凉政权的大小官职基本都为他们所把持。敦煌又是西凉政权的发源地和建国初期的国都，在地方建设上也很受重视。仅举敦煌城及其辅助设施的建设为例，西凉在敦煌城南门外修筑了靖恭堂、谦德堂、嘉纳堂，并仿照中原的“明堂”，于其内图赞人物，在城外还修补了敦煌旧塞、土河，又在南边的子（紫）亭山上筑城，以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这些措施为敦煌和平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极大改善了敦煌的城市建设。

　　西凉立国之初仅领有玉门以西地区，以敦煌为国都完全可以实施有效统治。但庚子二年（401年）以后，因北凉大乱，原属北凉的酒泉、凉宁二郡投降了李暠，西凉的国土向东扩展到了张掖弱水附近，国都的位置就显得太靠西了，难于管理东部领地和继续向东发展。405年，李暠决定迁都酒泉，任宋繇为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李让一同镇守敦煌，继续保卫、经理这一地区。但就在这次迁都时，李暠将前秦时从江汉、中州移入，和后凉时自武威、张掖以东西奔而来的大部分移民又东迁到了新都所在的酒泉，这次强行迁徙的移民超过了23000户，对敦煌的影响不小。

　　西凉可以真正统辖的区域最大时北起西海郡，南达祁连山，东迄酒泉郡，西抵高昌郡，只相当于今天甘肃省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数县市及新疆东部的一小块，狭长如带，又与沙碛相连，除敦煌地区以外，百姓稀少，土地瘠薄，自然条件确实不是很好。当时在西凉附近并存的却是两个强国：北凉雄踞于河西中部，南凉称霸于走廊东南，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严重威胁着西凉。在这种形势下西凉政权能够存在20年，并在西北各割据政权中拥有较大影响，始终保持先进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执国的李氏是汉人，颇具号召力，另一方面也与李暠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有关。

　　首先，李暠十分重视汉族人民尊奉晋室的心理，于建初元年（405年）先后两次派人赴建康，向东晋朝廷奉表称臣，从而赢得了河西及周边汉人的支持。
 
　　在处理与附近邻国的关系上，李暠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交好南凉，对强大的北凉则仿效前凉张氏应付强邻的办法，和战相济，为境内的发展赢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内政方面，李暠也能施行积极有效的措施，重用贤才，曾按照汉魏选拔官吏的方法，实行察举制。大量的清官良吏保障了李暠治国方略的贯彻，西凉的各级官员都能注意发展辖区内的农业生产，鼓励百姓耕植，使后凉留下的千疮百孔的局面很快得以改观。
李暠出身于文化水平很高的汉人家庭，这样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当政后非常重视发展文教事业。早在立国之初，他就积极在敦煌创办学校，这是敦煌地区兴办官学的最早记录，对整个敦煌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李暠还极其尊重儒士，为他们招徒授学、著书立说创造条件，造就了许多著名学者。

　　在李暠统治的近20年中，西凉，特别是敦煌地区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深受周边国家敬重。

　　建初十三年李暠去世，临死前他还谆谆告诫子孙要为政宽简，重视敦煌。李歆继位之初尚能恪守父训，将敦煌西凉的繁荣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在与北凉的战争中还曾取胜。但是不久李歆就骄傲起来，不听劝诫，大建宫室，使国力匮乏，又盲目地要与北凉争斗，终于在嘉兴四年（420年）中计败北，自己也送了性命。

　　李歆败亡后，其弟酒泉太守李翻弃城西逃，到了其父起家的地方敦煌，敦煌便成了西凉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但沮渠蒙逊很快就把握住了酒泉的局面，并进而发兵西攻敦煌。李翻与其弟敦煌太守李恂（洵）等只得撤出敦煌，逃往北山，北凉遂派索元绪出任敦煌太守。索元绪到任后暴戾专杀，大失民心，敦煌民众十分怀念西凉李氏，望族大姓书信札密招李恂。李恂乃于九月率数十骑人马返回敦煌，逼走索元绪，自立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元永建。不久沮渠蒙逊又派军将攻打敦煌，李恂闭门不战，西凉李暠时建筑的敦煌城垣十分坚固，北凉士兵只能望城兴叹。到421年二月，沮渠蒙逊不得不亲自统率两万兵丁前来攻城，令兵士从三面筑堤堵水灌城。此时西凉的武卫将军张弘、敦煌长史宋承义等打开城门投降北凉，李恂战败自杀，李歆子重耳南奔刘宋，李翻子李宝被押送到姑臧，西凉最终灭亡。
 
　　8、北凉沮渠氏时期的敦煌儒学与佛教

　　沮渠蒙逊攻破敦煌城后，怨恨当地人民的拒守不服，大肆屠城残杀百姓，这是敦煌历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幕，经此毁灭性残害，敦煌人口锐减。
433年四月，沮渠蒙逊死，其子原敦煌太守沮渠牧犍继位，改元永和。沮渠牧犍的才能远远不如他的父亲，又荒于政事，当政不久就引起了境内官民的不满。

　　此时拓跋氏建立的北魏逐渐强大起来，439年北魏攻入姑臧，牧犍投降，沮渠无讳等向西投靠敦煌太守沮渠唐儿，敦煌又变成了北凉在河西走廊的最后一个据点。440年沮渠无讳率兵反攻魏军，夺回了酒泉，但在反攻张掖时却遭失败，后又缺粮，只得投降北魏。不久，沮渠唐儿率万人叛魏，虽被无讳发兵平息，但仍然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对沮渠氏的信任。441年沮渠无讳只得率军又向西撤回敦煌，北魏遣将追击，迫使无讳于次年率领北凉遗民万余家弃敦煌而再向西逃，投靠已在鄯善站稳脚跟的沮渠安周，以后在西域又有所发展，直到460年才被柔然彻底消灭。但是他们此次携民西奔却使敦煌人户再减，所余人口已不及前凉、前秦时的1/10，社会经济更趋衰落。
 
　　沮渠氏统领的北凉占据敦煌20年，没有造成经济繁荣的局面，但在此期间敦煌儒学与佛教的发展却十分引人注目。

　　北凉是十六国时期据有敦煌的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前此的几个王国，特别是前凉和西凉已为敦煌文化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北凉时已造就了如刘昞、索敞、索袭、索（纟+冘） 、索绥、张穆、张斌、张湛、宋繇、宋纤、氾腾、阚骃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成为河西儒学的领袖。可以说，在河西地区的文人学士中，敦煌学者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最大。河西地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重大影响的文人多出自敦煌。当时敦煌学者的许多著作都传出了走廊，其水平并不亚于中原北方甚至东晋南朝的著述，正是他们为保存中原学术，和日后魏周乃至隋唐文化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敦煌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是刘昞，刘昞号玄处先生，是西晋名儒郭瑀的弟子，自己又有学生数百，著有《敦煌实录》、《略记》、《凉书》、《方言》等书。刘昞在西凉时已名闻遐迩，进入北凉后统治者仍然对他比较重视。
 
　　北凉时期，敦煌的佛教有了新的发展。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黎民不安，贫穷百姓不得不于无奈中寄情神佛。而政权更迭的反复无常也使统治者惶惶不安，需要乞求冥冥中的神灵保护其政权长久，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更需要以“戎神”为精神支柱。因而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许多小王国都视佛教为护国法宝，定为国教，加以倡导，僧人也被尊为国师，具有很高地位，甚至可以参与朝政。

　　北凉沮渠氏佞佛尤甚，在他们的提倡下，本已具有相当基础的敦煌佛教更加炽盛。这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北凉时在敦煌译经的僧人中有一位著名的大翻译家昙无谶。他本是中印度人，后由罽宾经龟兹、鄯善来到了敦煌，在此停留数年，熟悉了汉语。昙无谶共译佛经11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36卷《大般涅槃经》。这部经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对当时佛教的广泛流布非常有利，因而刚刚译出就被大量抄录复制，有力推动了敦煌与河西佛教的蓬勃发展。北凉佛教又重禅业，盛行静坐参禅，现已在敦煌地区发现的3座北凉时期的小型石塔就是供当时僧人苦修观像用的。至于与禅业相关的莫高窟的开凿自然更受到了僧俗信徒们的特别重视，终凉之世修造不已。
 
　　9、北朝统辖时期的敦煌

　　北凉灭西凉时，曾将俘获的李暠孙李宝押送到了姑臧，但不久李宝就寻机逃回晋昌，并再西奔伊吾，在那里长住下来，以后前去投奔他的西凉遗族有2000多家。当北凉沮渠无讳撤出敦煌后，李宝就率领着这批人迁回了故土，着手重建敦煌。李宝一面安集百姓，修缮城府，一面派弟弟怀达赴平城入朝北魏，请求内附。太武帝拓跋焘遂拜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又任怀达为散骑常侍、敦煌太守，让他们留居敦煌，直到444年北魏才将李宝召往平城，将敦煌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北魏接管敦煌后，很快就在这里设立了军镇，统领酒泉军、张掖军、晋昌戍、乐涫戍等，管辖范围似乎已及西汉时的酒泉郡，因而历史上以敦煌为名的州郡、军镇等行政区划中，要数北魏时敦煌镇的辖地最大。这次设镇对敦煌的影响很大，势力范围的增大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将河西走廊西端的政治中心又从酒泉移回了敦煌。

　　北魏重视敦煌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北魏平定建都张掖的北凉，标志着中国北方的统一。这个新兴王朝又将敦煌视为经营西域、向西进取的据点，以后成周公万度归两度经由这里西破鄯善、焉耆、龟兹，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打通了断绝多年的丝绸之路，敦煌的政治地位更加突出，自405年西凉李暠迁都酒泉后，敦煌无力制御西域的形势至此有了极大改观。

　　但是当时在北魏的西北地区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游牧民族势力柔然，他们不断向西域、河西扩张。太武帝（423～452年在位）统治晚期，北魏在西部地区强于柔然的优势已经动摇，文成帝（452～466年在位）初遂调任熟悉柔然事务，并以骁烈闻名的尉眷镇守敦煌。献文帝（466～471年在位）时柔然更加强盛，控制了敦煌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北魏在西域的兵力渐被柔然消灭，敦煌也多次受柔然骚扰。如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柔然发3万骑兵包围了敦煌，接替尉眷任敦煌镇将的尉多侯率镇兵英勇奋战，才将柔然骑兵击退。不久柔然军队又来偷袭，尉多侯只得再次苦战。至延兴三年、四年时，柔然仍旧不断围困敦煌，虽都被镇将尉多侯、乐洛生打败，但北魏朝廷属官中已有人提出了放弃敦煌，退守凉州的主张。赞同的人非常多，仅韩秀等人反对，指出如果放弃敦煌，北魏王朝的统治将受到威胁。孝文帝支持他们的意见，并采取实际措施，加强敦煌镇的守备，设置都大将，将敦煌镇升级，敦煌终得保全。最早见于文献的敦煌镇都大将是文成帝婿，长乐王秦州刺史穆亮，他在任期间政尚宽简，振恤贫乏，很受百姓的爱戴，对加强敦煌实力起了很大作用。

　　在北魏向敦煌派驻镇都大将的同时，5世纪80年代，柔然的劲敌高车逐渐强大了起来，与北魏呼应，夹击柔然，柔然衰微，进入6世纪以后，敦煌终于安定了下来。

　　孝明帝孝昌年间（525～527年），北魏罢敦煌镇置瓜州，敦煌变成了瓜州属郡，仅领有敦煌、平康、东乡、效谷、龙勒（正光年间更名为寿昌）、阳关等6县（一说还应当加上鸣沙，共7县），面积大为缩小，仅及今敦煌一市之地。待至北魏末西魏初时，效谷、寿昌两县又改立为郡，敦煌至多只辖有5县，相当于今敦煌市区及其附近地区，范围更小了。

　　大约与取消军镇同时或稍后，北魏在敦煌的统治开始不稳，只得改派大员前来镇守，这样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便从洛阳而来，出任瓜州刺史。在他的治理下，敦煌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北魏末年阶级矛盾尖锐，爆发了六镇起义，派往镇压各地起义的高欢、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也发生分裂，造成东、西魏和以后北齐、北周政权的分立。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次年被控制长安的宇文泰酖杀，宇文泰另立文帝，史称西魏，敦煌转为西魏所有。

　　西魏初期，东阳王元荣以宗室王身份留任瓜州刺史，继续掌领敦煌。纷乱多变的政治局面令元荣更加佞佛，在敦煌地区大兴佛事，施写了几百部佛经，并掀起了继北凉之后莫高窟第二个建窟热潮。

　　宇文泰死后，557年其子宇文觉（北周闵帝）“受禅”，废魏自立，建立北周，敦煌又转辖于北周。

　　北周对敦煌地区的建置又做了两次变动。先是废阳关县，复效谷、寿昌2郡为县，并入敦煌郡。后又于建德二年（573年）将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原寿昌郡）合并为鸣沙县，使北周后期的敦煌郡仅辖有鸣沙一县，辖境基本与北魏中后期的敦煌郡相当，仅及于今敦煌市地。

　　敦煌是宇文王朝的西部重镇。约在并立鸣沙县之前，北周便派建平公于义出任瓜州刺史，于义虔诚信佛，也是莫高窟兴建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研究者们推测莫高窟第428窟就是他开凿的。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宇文邕曾在全国范围内灭佛，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法难之一，瓜州大乘寺的几座塔也毁于这一事件中。但因偏居西隅和地方执政者信佛等原因，敦煌的佛窟兴建活动却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莫高窟和西千佛洞中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有精美壁画、塑像的北周洞窟。
 
 
　　10、早期的莫高窟艺术

　　莫高窟艺术由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3大部分组成，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既有各自的鲜明特色，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早期的莫高窟艺术主要是指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莫高窟艺术，个别隋初营建的洞窟虽然也可以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数量很少。

　　据文献记载，继乐僔首创之后的第二个开窟者是禅僧法良，大约在前秦占有敦煌时期他从东边游方而来，在乐僔窟旁又开凿了一个新窟。只可惜这两个洞窟现在都已经无迹可寻了。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十六国晚期的北凉，共存3窟，至北魏、西魏和北周，留存的洞窟才渐渐多了起来，加上最早的北凉窟，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共有30多个，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

　　这一时期的石窟建筑主要承袭了西域、印度的石窟建筑形式，并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布局方式，从而形成三种不同形制。
 
　　第一种是禅窟，主室呈方形或长方形，正壁开一大龛，内塑佛像，两侧壁凿出小禅室，供僧侣坐禅修行。这种洞窟的主要用途是修禅观像，因而在盛行禅业的十六国与北朝很常见。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第268窟，和保存了隋以前唯一一条纪年题记的西魏285窟（见图4）都属这种形制。
 
　　第二种是中心塔柱窟，或称塔庙，平面呈长方形，前部有人字披屋顶，窟室后部中央凿出通连窟顶与地面的中心塔柱，柱身四面开龛造像，正面为1个单层大龛，其余3面为双层小龛。在中心塔柱与窟室侧壁和后壁之间自然形成了一条环形通道，可供信徒绕塔右旋，礼拜供养。这是莫高窟早期洞窟的主要形制，北魏时期的第248、251、254、257等窟都属此类。

　　第三种是覆斗顶窟，也叫殿堂窟，平面多呈正方形，正壁开凿大龛，顶部藻井状如覆斗。与其他两种窟形相比，这种殿堂窟的平面布局更接近于中国普通佛寺建筑中的大殿，体现出了更多的传统建筑特征，因而很受当地人民喜爱，隋唐以后开窟大多采用这种形制，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这类洞窟也为数不少，北凉的第272窟，西魏的第249窟和北周的第296窟即为典型代表窟。
 
　　塑像是洞窟的主体，在窟内占有显著位置。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崖体，在地质上属于第四纪玉门系砾岩层，由砂和小石粒胶结而成，质地疏松，不适宜雕凿制石像。古代敦煌的艺术家们因地制宜，创作了大量的敷彩泥塑。我国中原内地因潮湿多雨，极难长久保存泥塑，所以现存的早期泥塑像很少。而敦煌地区因气候干燥，莫高窟彩塑才得以历时千年而不毁，成为异常难得、珍贵的古代艺术品。

　　敦煌彩塑的制作过程，大体可分为制骨架、上塑泥、敷颜色3个阶段。

　　骨架的制作十分巧妙。做小型塑像时，先按人物的大体结构将木头削制成木胎；做大型塑像时，则要根据塑像造型需要，选用不同形状的圆木搭制，并于上泥前再用芨芨草或芦苇捆扎出细部，以达到既省泥又减轻骨架承负重量的效果。

　　塑像用的泥分粗泥、细泥两种，一般都加有麦秸、麻刀、棉花等纤维，有很强的韧性。粗泥是用来塑作人物大样的，具体塑像时要分层敷泥，每一层都不能太厚，并要待水分适量挥发后才敷下一层。这样做出的泥塑风干后收缩小，基本不开裂变形，可长久保存。细泥的用途是塑造人物表层和五官、衣饰等，需柔软细薄。敷泥过程中还要反复用塑刀按压收紧，以便使泥塑表层细腻坚实，既美观又容易描线敷彩。
 
　　最后一道工序敷彩在制作过程中也很重要，它可以使彩塑更趋完美，并与四周陪衬的壁画和谐统一。莫高窟早期彩塑所用的颜色主要是土红、石绿、石青、白、黑等几种，简朴而又沉着，与壁画的色彩十分协调。

　　莫高窟早期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北凉尚处莫高窟艺术的初期，塑像仅为单身，多以佛装或菩萨装的弥勒为主尊，这大约与当时流行禅业，而佛经中称禅修遇到疑难时弥勒可决疑解惑有关。第275窟就是典型的弥勒窟，窟内供奉的主尊和壁龛中的塑像都是弥勒菩萨。进入北魏以后雕塑艺术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成铺的组像，一般是中间一尊佛像，两侧各一尊胁侍菩萨，类似于封建王朝的“左辅右弼”之制。北周时期成铺的塑像更增为五身，在北魏一佛二菩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二弟子，分别为佛的十大弟子中“头陀（苦行）第一”的迦叶和“多闻第一”的阿难。迦叶被塑成老年胡僧的形象，高鼻深目，双眉紧蹙，充分展现了他饱经风霜的经历和世故老成的性格。阿难则呈现出汉族贵族子弟的形象，年青俊秀，聪颖洒脱，似乎还没有完全断绝尘缘，与迦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尊弟子像的个性特征非常突出，令人一望可知，表明那时的雕塑水平已很高了。
 
　　壁画原本是为了衬托塑像而设的，但这种艺术形式内涵丰富，表现力强，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壁画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

　　敦煌壁画的制作也有一定的程序，首先要修饰壁面，将已掺入碎麦秸和麻刀的泥均匀地涂抹在壁面上，然后再在补好的壁面上涂一层薄如蛋壳的石灰，并打磨光滑，这样整饬过的壁面光润洁净，才可作画。

　　莫高窟的早期壁画一般都有统一的整体布局：窟顶画装饰性图案和平棋藻井；四壁上部画天宫伎乐；中部，即人们平视最佳的部位画佛像和主题性故事画；下部画供养人（出钱造窟做功德的人）像和金刚力士像，形成严整的佛国世界。

　　莫高窟早期壁画的内容主要是说法图、故事画、民族传统题材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等几种。其中故事画是最重要的一类，现存约30幅，包含了近20种故事内容，分别为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
 
　　佛传故事画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一生的主要事迹，一般选取下生、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等八相作为主要情节加以宣介。这一题材在早期莫高窟壁画中非常多，几乎每个洞窟中都有。其中北周第290窟中的佛传图最负盛名，它长达25米，用连环画的形式，分约80个画面详尽描绘了佛祖释迦牟尼从诞生到出家之间的主要活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幅佛传连环故事画。

　　本生故事宣传的是释迦牟尼前生所做的教化众生、普行六度的各种善事。佛经中称释迦牟尼在降生为悉达多太子之前的500年中曾有过无数善行，正是那些累世修行才使他终证佛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生动，所宣扬的悲天悯人、忍辱牺牲的精神正符合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在动乱中挣扎的贫民百姓的企望，因而大受欢迎。在早期洞窟中反复出现，现存的就有月光王施头、萨埵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睒摩迦忠君孝亲、须大拏布施济众、九色鹿拯救溺人、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以求佛偈等10余种。有些故事虽多次出现，但在情节刻画与表现技巧上又有区别。

　　因缘故事宣传的是各种度化事迹，早期洞窟中共存有六七种。其中须摩提女请佛故事讲述释迦牟尼如何以法力降服六千外道，突出了佛教唯我独尊的地位。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故事画于北周第296窟，是我国唯一的一幅反映这一题材的石窟壁画。故事渲染了微妙因前生刺死他人之子，今生所承受的种种罪报，曲折反映了当时下层妇女的凄惨生活。五百强盗成佛故事见于西魏第285窟和北周第296窟，称五百强盗战败被俘后全被处以挖眼的酷刑，并被流放到山林中，他们的痛哭声惊动了佛祖，佛祖便用神力使他们盲目复明，并向他们宣讲佛法，五百强盗感激涕零，全体出家为僧。这个故事画描绘得十分生动、惨烈，令人触目惊心，也是当时河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者进行残酷镇压等社会现实的间接写照。沙弥守戒自杀故事画于北魏第257窟和西魏第285窟，故事讲述一位小沙弥在乞食时遇到了一位爱慕他的美丽少女，沙弥为了恪守戒条，宁愿用牺牲自己性命的方式拒绝少女的爱情。艺术家们树立这个严守戒律的正面形象，其目的大约是要批评和规劝当时大量存在的庸滥破戒的僧尼，维护佛教圣僧在世俗人心目中的地位。

　　除故事画外，民族传统题材绘画在早期的莫高窟壁画艺术中也很突出。这些画描绘的是中国的神话与神仙，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雷公、礔电、飞廉、雨师等都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见图5），它们的进入洞窟甚至成为佛教神祇，表明从一开始敦煌石窟艺术就接受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北凉及北魏前期，莫高窟艺术中来自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较多，人物形象多是面相丰圆，神情温婉，身躯肥壮，比例适度。衣冠服饰上也明显地保留着西域、印度和波斯风习，一般都是头戴宝冠，上身半裸，下穿长裙，跣脚肃立。绘画技法上则先用土红色涂地，造成厚重浓丽的艺术效果，然后再采用凹凸法绘画：以朱色层层叠染，以白粉勾画鼻梁、眉骨等隆起突出部分。这种手法主要传自西域，特别是龟兹地区，艺术史家们习惯将之称为“西域式风格”。用这种技法创作的艺术品浑厚简朴，稚拙凝重，立体感很强，呈现出以静为基调的艺术境界，与中原魏晋艺术迥然不同。

　　不过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以西域式为主的艺术风格中也已经显露出了许多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迹象。西域龟兹壁画中常见的那些丰乳细腰大臀的裸体菩萨和舞女形象在莫高窟中已销声敛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衣冠文明深入人心的敦煌淘汰了这些与汉民族固有的审美观大相径庭的造型，对可以部分接受的形象也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使之更符合中国民众的审美情趣。同样，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艺人们也并非完全照搬西域模式，而是参用了中国的线描造形、以形写神等优良传统，使最初的敦煌艺术中就已渗入了许多中原文化的精髓。

　　北魏孝文帝元宏当政后，大力推进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迁都洛阳、聘用南朝儒士、推广使用汉语、穿着汉族服装、改良鲜卑旧习等一系列汉化政策，对北方的文化构成和艺术风格的转变都发生了巨大影响。敦煌偏处西陲，受影响而变易的时间略晚于内地，但至迟在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后就接受了大量新讯息，艺术风貌有了很大改观，于北魏末期便开始出现了“中原式风格”，面貌清瘦、眉目疏朗、身体扁平、脖颈颀长的秀骨清像蔚然成风，大冠高履、褒衣博带的汉式衣冠随处可见。技法上也用中原传统绘画的染色法替代了西域的凹凸画法，并且不再尽用土红涂地，出现了爽朗明快的画面和生机盎然的运动感。这些正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南朝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在艺术上的体现。南朝的士大夫追求通脱俊秀、潇洒飘逸，以清瘦为美，在这种社会风尚熏染下，敦煌艺术也开始以俊逸洒脱为特征。
 
　　但此时西域式风格也并未绝迹，至西魏时仍与中原风格并存于石窟中。如西魏第285窟西壁体现的就是西域风格，其余三壁则呈现了中原风格，顶部更出现了两种风格交互影响的现象，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迁延至北周，敦煌石窟艺术更加成熟，西域式风格与中原式风格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一种更具魅力的艺术表现手法。造型上中原式秀骨清像与西域式丰圆脸型互相结合产生了“面短而艳”的新形象；晕染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凹凸（明暗）法互相结合产生了可充分展示立体效果的新晕染法；人物精神情态上，淳朴庄静与潇洒飘逸相结合，产生了温婉娴雅，富有生命力的新风貌。这时的莫高窟艺术已更贴近现实，也更加民族化，已为隋唐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