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地,由于它丰富的敦煌遗书和石窟艺术,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敦煌学也自1900年藏经洞的开启,已经悄然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探索与发现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汉代以来的敦煌与丝绸之路

  汉代的敦煌

  西汉立国以后,汉帝国对雄踞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直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除了在汉匈边境修筑长城,派遣军队驻守巡防外,主要采取“和亲”——远嫁宗室女子于匈奴和“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用钱物贿赂匈奴贵族的办法保持边疆的安定。到了汉武帝时期,汉帝国经历了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并且形成了汉朝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国力开始强盛,此时汉帝国已经有能力和其西北部的敌人——匈奴一争长短。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前期,派遣当时著名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等连年与匈奴作战,“汉军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殪,罢(疲)极昔之”。(图1-4)大约到元狩二年(前121),在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打击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领四万部众降汉。汉武帝在他们的领地设武威郡和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或者稍晚,又从酒泉郡分出敦煌郡,武威郡分出张掖郡,是为“河西四郡”。
 
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马踏匈奴”
 

  西汉于敦煌设郡,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敦煌进入第一个繁荣期。

  汉代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为了避开环境恶劣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沿沙漠南北缘分成两道。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南道经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至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安息,西达今阿拉伯半岛上的条支和地中海一带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北道则经车师前王庭(即后来高昌,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故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翻越葱岭到达大宛、康居,往西同路达到安息、大秦。两道的起点均是敦煌,当时在敦煌西南设置了阳关,西北设置玉门关,以两关控扼两道出入,并辅之兴建长城、边塞、亭燧等军事设施。
 
敦煌汉长城遗址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敦煌郡:“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有蒲昌海。莽曰敦德。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县六: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杜林以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效谷,渊泉,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龙勒。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氏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由于汉帝国对河西走廊拥有了牢固的控制权,原来在此地游牧的匈奴族迁徙他往,匈奴人因此有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河西地区变得人烟稀少。为了加强对新开辟的疆域的经营,巩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汉武帝采用移民实边的政策,将诸多中原内地的平民迁徙于此,屯田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的记载,早期的移民来自中原地区。大量移民的到来,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河西走廊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时,许多汉代的官员被贬官河西或者因为犯罪被迁徙于此,比如汉武帝时期的戾太子一案之后,许多官员被迫迁徙到河西地区。这些官员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他们带来了中原发达的文化,儒学来到了敦煌,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籍在这里传播,形成了很好的文化氛围,因此汉代敦煌就产生了知名的书法家——“草圣”张芝。(图1-6)


图1-6汉张芝《冠军贴》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十六国时期的敦煌,经历了前凉张氏(313-376)、前秦苻氏(376-387)、后凉吕氏(387-400)、西凉李氏(400-420)、北凉沮渠氏(421-442)五代的统治,至442年北魏占领敦煌,敦煌重新归入统一政权之下。西晋初期的河西地区一度荒废,但是在前凉张轨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凉州八郡,与中原因“五胡乱华”而导致的大乱相比,相对比较安定。(图1-7)因此史书记载,“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
 
嘉峪关新城六号墓牵骆驼
 
 
  “中外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此时的河西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此北朝文化系统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输入者之外,尚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时也是敦煌发展史上的黄金期,前凉张骏于太元二十二年(345)在敦煌设沙州,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以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可知当时的敦煌还承担着控御西域和中西交通道路的责任。为了充实敦煌,前秦建元末年,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据统计,中世纪的敦煌,规模一般是数千户三万人口左右,可见当时的移民对敦煌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人口补充,导致当时敦煌的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当时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经济而兴修水利,“孟授渠,长廿里。右据《西凉录》,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因以为号”。“阳开渠,长一十五里。旧名中渠。据《西凉录》,刺史杨宣移向上流造五石斗门,堰水溉田,人赖其利,因以为号。”

  这是在这一时期的敦煌,东晋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僔的禅僧,在宕泉河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随着咚咚的凿击声,开始了莫高窟千年营造的历史,在今天的P.3720和第156窟前室墙壁上留下了著名的《莫高窟记》。(图1-8)

 

图1-8《莫高窟记》
 
  隋及唐前期的敦煌

  因为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中西交通的发展需要,敦煌在隋代开始繁荣。据记载,大业三年改瓜州为敦煌郡。隋炀帝时,曾令裴矩出使西域,在《隋书·裴矩传》中收录了裴矩所写的《西域图记》一书的序,其中记述了当时丝绸之路出了敦煌之后的三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三道,各为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经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波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图1-9)隋代对敦煌进行了直接的管理,官员来自中央的任命,比如《隋书》中记载的刘方、周法尚。还有在西安出土的隋代《姬威墓志》中所记载的姬威等等。敦煌也成为隋朝迁民实边之地,《陈书》就曾记载南朝陈长沙王陈叔坚“祯明三年(589)入关,迁于瓜州更名叔贤”。一些来自中原的官吏和南朝迁来的实边旧族,给敦煌带来了中原、南朝的文化,隋代敦煌石窟所表现的艺术水平、佛教思想也说明敦煌与中原、南朝的密切关系。比如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既有敦煌本地的写经,也有从中原南朝出入敦煌的。隋文帝仁寿元年颁发舍利于天下,瓜州是当时河西地区唯一的一州,也是地理位置最西的一州。
 
隋书 《裴矩传》 百纳本
 
  隋末中原大动荡,敦煌地处西隅,没有大规模的战火殃及,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起兵,自称凉王,逐步占据河西之地。至武德二年(619),唐朝利用武威安氏的势力消灭了李轨,使河西归入唐朝版图,因袭隋朝之旧,在敦煌置瓜州。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反唐,割据敦煌两年。武德五年(622)五月,瓜州当地豪族王乾斩贺拔行威归唐,唐朝将敦煌改为西沙州。武德六年(623)六月,沙州人张护、李通反,七月攻杀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拥立别驾窦伏明为城主,九月窦伏明归唐。可见在唐朝统一全国之前,敦煌几度易主,反复了六七年的动乱,及隋末天下大乱,民生凋敝,虽然敦煌最终成为唐朝版图中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发展、经济稳定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与当时西域尚不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西去的丝绸之路尚不通畅有直接的关系,至贞观七年(633)去“西”字,为沙州。贞观十三年(639),唐朝派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总管征高昌,次年平高昌,设西州,最终打通了丝绸之路,唐初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唐高宗显庆年间,先后平定了北部西突厥和龟兹的叛乱,当时西域地区处于唐王朝安西四镇的有力统治之下,敦煌则成了中央政府西去的重要门户,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贞观十八年(644),玄奘法师从印度归国,唐太宗命令敦煌官员出城至流沙迎接。继太宗之后,高宗、武后时期是敦煌和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武则天为巩固政权的需要,热衷祥瑞,敦煌文献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图1-10)记载不少武周时期敦煌现祥瑞的故事。时间进入全盛的开元天宝时期,但是相对之前与之后,这段时间内的文献资料并不多。学者认为这与唐玄宗的佛教政策是有一定关系的,他并不像他的祖母一样热衷于佛教。一般认为,武则天及其继任者中宗对佛教采取积极的支持政策,但接下来的唐朝皇帝睿宗、玄宗则大大减弱,这也是为什么号称盛世的开元天宝时期,在敦煌并没有留下比初唐更多洞窟的原因。甚至很多盛唐时期的洞窟都没有完工。一方面可能与吐蕃对唐朝的战争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开元天宝年间国家佛教政策有关。
 
敦煌文献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为了平叛,驻守河西、陇右的边防军奉调东去平叛,此时唐王朝的西邻吐蕃乘着唐朝边防空虚,开始大举入侵河西、陇右。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甘州、肃州相继陷入吐蕃之手。大历十一年(776),随着紧邻敦煌的瓜州陷落,河西地区唯有敦煌一地尚未被吐蕃占领。作为丝路明珠、佛教圣地,敦煌在河西地区有着重要的政治及军事意义。吐蕃随即进攻敦煌,当时刺史周鼎谋划弃沙州而东走,部将阎朝杀周鼎,自领刺史,率众保城抵抗,坚持了十年,直到786年,在“粮械皆竭”的情况下与吐蕃谈判,在居民“毋徙佗境”的条件下,投降吐蕃。
 
  吐蕃在河西陇右设置了东道节度使和德伦会议来管理这一区域,通过驿传使者向驻防此地的军政机构下达来自青藏高原本土宫廷发布的政令。东道节度使由大尚论(相当于宰相)兼任。东道节度使下面又设有瓜州、凉州、河州、青海、鄯州等节度使,以及西域地区的萨毗和于阗节度使。节度使下辖各州有乞利本、节儿监管军、都督等军政官员。还废除了唐朝县、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在州以下改设部落,部落以下设将,以将为基层行政机构,部落长官为部落使,将的长官为将头。
在商业行为中,实行物物交换和使用白银作为货币。在日常生活中,要求汉人改变习俗——“胡服辫发”,使用吐蕃语言文字,禁用唐朝年号,要求使用地支纪年。在民族政策上,在对敦煌实行统治的过程中,当地汉族及其他被征服的民族上层人士可以担任都督、副部落使、将头等职务,但乞利本、节儿监军、部落使等重要官职一般由吐蕃人担任,实际上权力还是由吐蕃官员掌握。在宗教方面,吐蕃政权大力扶持佛教,以巩固统治,稳定局势,提高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政。上行下效,吐蕃官员及当地的世家大族不断向寺院布施财务、土地及依附人口,这一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势力极度膨胀,寺院僧尼数量大为增加。佛事兴盛,译、写、讲经活动频繁。莫高窟、榆林窟等进一步得到兴建,有大量的开窟造像活动。而同时期,唐蕃之间的交往也十分频繁,比如汉地的禅宗等佛教派别以敦煌为中转站传入吐蕃本土,一些儒家典籍和文史、占卜、宗教等汉文作品也被翻译而传入吐蕃本土。比如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便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图1-11)
《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券》
 
  上行下效,吐蕃官员及当地的世家大族不断向寺院布施财务、土地及依附人口,这一时期敦煌佛教教团的势力极度膨胀,寺院僧尼数量大为增加。佛事兴盛,译、写、讲经活动频繁。莫高窟、榆林窟等进一步得到兴建,有大量的开窟造像活动。而同时期,唐蕃之间的交往也十分频繁,比如汉地的禅宗等佛教派别以敦煌为中转站传入吐蕃本土,一些儒家典籍和文史、占卜、宗教等汉文作品也被翻译而传入吐蕃本土。比如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便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图1-11)
 
  归义军统治下的敦煌

  公元842年,吐蕃发生内乱,赞普朗达玛被杀。848年,敦煌土著张议潮乘尚婢婢与论恐热混战之机,联络敦煌当地胡汉力量,率众起义,与亲唐的尚婢婢联合,驱逐了吐蕃在敦煌的势力,遣使入唐归附。《新唐书·吐蕃传下》载大中四年(848):“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朝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譟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由于张议潮团结了当时在敦煌的胡汉两族上层人物,而且得到了唐朝政府的支持,归义军政权不断壮大,顺利收复了瓜、沙、伊、肃、甘等州,在861年又向东收复了凉州,此时的归义军势力极盛。
唐大中五年(851),宣宗皇帝赐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称号。(图1-12)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建立者张议潮出自敦煌汉姓大族,他率众推翻吐蕃的统治,收复敦煌瓜、沙等地,并且很快获得了中央王朝的册封。唐宣宗不仅授予张议潮官职,还承认了他对敦煌乃至河西地区统治的合法性。此后,虽然张氏归义军与唐王朝在河西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有所争夺,但是张氏归义军政权始终是唐朝管辖下藩镇性质的地方政权。然而,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政权内部几个汉族豪强家族的斗争,大大消耗了归义军政权的实力,张氏家族、索氏家族、李氏家族先后执掌归义军政权,而在此过程中,归义军政权管辖的领地也大大缩减。张议潮时期收复的沙、瓜、肃、甘、凉、伊六州,至张承奉统治时期,已经只剩下瓜、沙二州之地。唐朝灭亡以后,张承奉在敦煌地区建立西汉金山国,后改名西汉敦煌国。但是张承奉没有认清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外采取积极冒进的策略,最终导致在与甘州回鹘的一系列战争中失败,西汉敦煌国政权为曹氏归义军所取代。10世纪初期,唐王朝灭亡,中原进入五代十国割据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管辖更是鞭长莫及。西北地区失去强大的统一政权的控驭,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曹氏归义军政权虽然奉五代、北宋为正朔,号称“归义军”,但是已经成为“实际的外邦”,归义军政权由唐期的藩镇演变为一独立王国。
 
第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张氏归义军后期曹姓人物通过与张氏、索氏等大族联姻,逐渐崛起,并在归义军政权内担任重要任职,为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第98窟供养人中数量最为庞大的是归义军官员,主要是把人数众多的基层官员节度押衙绘入功德窟,并且把人数众多的基层僧官法律绘入窟中,表明曹议金的政权建设抓住了僧俗亲信要职。(图1-13)
 
榆林窟16 窟 曹议金供养像
 
  曹议金卒后,其子元德、元深、元忠相继上台,这种兄终弟及的统治方式有力地保证了割据型藩镇的有效统治,尤其是元忠统治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使归义军的势力达致极盛,成为五代、宋初西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政权。曹元德没能与后晋朝廷建立联系,文书中常称其归义军留后节度。曹元深继任节度使后,于943年被后晋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曾出任瓜州刺史的曹元忠于944年曹元深去世后继任节度使,执政三十余年,并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对维护敦煌乃至河西地区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974年,曹元忠去世后,控制着瓜州军政的曹元忠之侄曹延恭继任节度使,然仅仅两年延恭便去世了。曹元忠之子曹延禄继任为节度使,至1001年,宋真宗封延禄为“谯郡王”,然次年,曹延禄族子曹宗寿勾结甘州回鹘,发动政变,杀害曹延禄、曹延瑞。可能正因此故,归义军政权回鹘化,至1030年为沙州回鹘所取代。

  归义军经历张氏、索氏、曹氏等时期,前后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奉中原王朝之正朔,依照中原王朝,在“四面六藩围”的艰难境况中顽强生存延续下来。归义军政权不断派遣使者到唐及以后中原王朝的国都长安、洛阳、汴梁等地朝贡,使得远在西北边陲的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中原王朝开展了各方面的深入交流,加强了敦煌以及河西地区和中原王朝的联系与互动。


  西夏至元代的敦煌

  11世纪初,统治沙州、瓜州百余年的曹氏归义军政权逐渐式微,境内回鹘势力开始崛起。与此同时,党项军队开始向河西扩张。明道二年(1032),党项军队攻灭甘州回鹘国,其部分回鹘散众向西涌入瓜、沙地区,进一步壮大了二州的回鹘势力。景祐三年(1036),西夏军队击败沙州回鹘势力并攻占瓜州、沙州,但次年沙州回鹘又将西夏军队逐出沙州地区,并建立起以沙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西夏在攻占瓜州后,设立了瓜州西平监军司。据学者研究,西夏大概于11世纪60年代攻破沙州回鹘政权,并再次占领了沙州,最终实现了对二州的完全统治。西夏统治瓜、沙时期,在二州建立起了完备的行政建置与职官体系。沙州监军司作为西夏设置在敦煌的地方行政与军事机构,对敦煌实行管辖。监军司最高官员为正统军、副统军、监军使,须由党项人担任;其余官职不分党项、汉人均可担任。此外,还设立沙州刺史,沙州刺史负责民事、刑事、军事等方面的监察职能,享有与沙州监军司平级传导的权力。西夏时期共设有两个经制司,其中一个即在沙州,是处理边防事务的理财机构,属于下等司。另一个属下等司的机构是沙州转运司,设置于敦煌,负责催促和维护水渠等农业生产相关事务。西夏时期敦煌地区有党项、汉、吐蕃以及回鹘等民族,人口数量则没有留下记载。由于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因而畜牧业在经济构成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敦煌石窟的西夏壁画中,绘有酿酒图、锻铁图等生产场景,反映出当时手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西夏统治者推崇佛教,境内佛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沙州监军司官员对佛教采取支持态度,甚至以供养人身份出现在洞窟壁画中。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得到较快传播,使敦煌石窟中出现了藏传密教风格的作品。各地佛教徒和游客前来莫高窟巡礼,反映出西夏时期莫高窟在佛教徒中的崇高地位。

  西夏末期,蒙古军经过1205年、1224年对沙州的掠夺和围城后,最终于1227年攻占沙州、瓜州。蒙古帝国时期,沙州先属于拔都分地,此后又成为察合台系诸王势力范围。元代建立后,在敦煌设立沙州路总管府,并以瓜州作为其属州。(图1-14)沙州路总管府的最高官员为镇守官达鲁花赤,此外还有总管,两者皆为从三品。同知为正五品,与达鲁花赤、总管属于正官。参佐官则有正五品的治中、正六品的判官、从六品的推官、从七品的经历及从八品的知事。除了上述正官和参佐官外,还有无品级的属吏,如司吏、译事及通事等。此外,沙州路下还设有河渠司等下属机构。除了路一级的行政建置外,元朝还派宗王实行军事出镇。先后出镇沙州的有豳王出伯、南忽里、太子喃答失,嗣越王阿剌忒纳失里,西宁王忽塔迷失、速来蛮、牙罕沙、速丹沙等。尽管元代时期沙州等地为诸王兀鲁思封地,但路总管府作为元朝中央政府在敦煌设立的行政机构,既尊重诸王的地位和权力,又与诸王各司其职,互相制约。蒙古帝国初期,敦煌在经过蒙古军三次攻城之后,其人口数量有所下降。元代前期,由于万余名蒙古军进驻敦煌屯戍,加上原有的人口,其人口总量应在2万以上。但此后受撒的迷失叛乱影响,人口数量减少。延祐年间又设立了屯储万户总管府,再度进行大规模屯田,人口数量又得到了恢复性增长。元代中后期,在西宁王的出镇之下,敦煌社会稳定,人口渐有增长,推测在西宁王速来蛮镇戍时期敦煌人口数量达到了元代时期的峰值。元代敦煌族属构成主要有蒙古、汉、党项,并有一定数量的回回人和畏兀儿人。元代敦煌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均有所发展。元代在敦煌设立有屯储万户总管府、河渠司等机构,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元代时期藏传佛教在敦煌得到了进一步传播,敦煌石窟中出现了较多藏传密教风格的作品。元代时期各地的佛教徒和游客前来莫高窟巡礼。除了佛教信仰外,敦煌还有伊斯兰教以及景教信仰,此外可能还存在道教信仰。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明清的敦煌

  明代划嘉峪关而治,对嘉峪关以西实行统而不治的羁縻政策。明朝在敦煌先后设立沙州卫和罕东左卫,任命少数民族头目担任官职。嘉靖七年(1528),罕东左卫帖木哥、土巴率众全部内徙,自此敦煌被完全弃置。自明嘉靖七年迁民弃土至清雍正三年(1725)设立沙州所,敦煌旷无建制将近两百年,敦煌也跌入其历史发展的谷底。明代敦煌由于属羁縻治外之地,由少数民族耕牧,人口数量无具体记载。特别是关西七卫间经常互相袭扰、劫掠人口,因此人口的增减变化亦常常发生。沙州卫的族属,主要为蒙古(鞑靼)人,但由于互相劫掠,因此可能还有少量的回回人、畏兀儿人等。罕东左卫族属主要为蒙古、藏族,在后期关西诸卫纷纷内迁的情况下,又融入有哈剌灰人、撒里畏兀儿诸族。在罕东左卫部众全部内徙后,敦煌已无人口居住,只有吐鲁番部众时来耕牧。明代置敦煌于嘉峪关外,虽然蒙古、藏族等部众中仍信仰佛教,但这一时期莫高窟已无艺术创作。而在明朝迁民弃土、闭嘉峪关之后,莫高窟彻底成为香火冷清、无人拜访的荒刹,甚至还受到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吐鲁番部众的破坏,堪称其艺术发展史上最为暗昧的时期。
 
  清朝康熙后期,开始逐步经理关西地区。雍正三年正式设立沙州所,四年(1726)升沙州卫。行政机构是沙州卫,设卫守备一员;军事机构是沙州协,设副将一员。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式设立敦煌县。行政机构由沙州卫改为敦煌县,主官由卫守备改为知县;军事机构由沙州协改为沙州营,由副将改参将。

  由此,“民之有县令,兵之有主将”,清代敦煌军政建置设立完毕。清代雍正五年至七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共移民2405户,总人数大约1万多人。再加上工人、兵士、商贾等,雍正七年(1729)时敦煌的总人数达到2万多人。道光十一年(1831)时敦煌六隅四乡的农业人口有2448户、20840人,加上城内商贾、工人、官员等估计可达3万多。同治兵燹之后,敦煌人口有明显减少。清代时期敦煌为关西地区重要的产量基地,所产粮食不仅能满足自给之需,余粮还为政府采买,供给军队。同时,畜牧业、手工业、矿业以及林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沙州卫城内新修了佛教的大佛寺、地藏寺及道教的西云观,同时修建了大量属于民间信仰的庙宇。由于敦煌百姓全由甘肃各地贫苦无业农民迁居并发展而来,因而清代敦煌百姓的信仰呈现出了佛教、道教、民间信仰杂糅的面貌。这一时期,莫高窟也基本没有艺术创作,只进行了大量的重修、装饰活动。除了上述信仰外,由于同治兵燹之前敦煌有数千名回民居住,因此还有伊斯兰教信仰;同治兵燹之后,回民全部外迁,伊斯兰教信仰逐渐式微。
 
  摘自:《敦煌与丝绸之路文明》 — 郑炳林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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