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主要是 围绕《老子道经想尔注》进行。饶宗颐《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东南书局，1956 年），首次影印、校录了S.6825《老子道经想尔注》，发掘出了反映道教原始思想的重要资料。饶氏考证 该书为张道陵所著，并据之对东汉老学神仙家说进行了探讨。陈世骧《“想尔”老子道经敦煌残卷论 证》（《清华学报》新1卷2期，1957年），认为“想尔注”乃张鲁所为，其性质是道教初期一派的教门圣 典。饶宗颐《想尔九戒与三合义》（《清华学报》新4卷2期，1964年）和《老子想尔注续论》（《福井博士 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丛》，1969年），对作者关于“想尔注”成书年代的结论作了进一步论证。

对景教文 献的研究有梁子函《敦煌景教之文献》（上）《大陆杂志》14卷11期，1957年）、《敦煌景教之文献》（下） （《大陆杂志》14卷12期，1957年）、《唐代景教译经考》（《大陆杂志》27卷7期，1963年）等文，对敦煌 文献中的景教文献作了介绍、说明和校录，并据之探索了景教的汉文译经情况。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的社会史，是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开辟的一个新领域。

赵守俨《唐代婚姻礼 俗考》（《文史》3辑，1963年），依据敦煌写本《新集吉凶书仪》和《下女夫词》中的婚礼资料，描绘出了唐代婚 礼过程，并考证了这些礼俗的渊源。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43本2分，1971年），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北图藏《姓氏录》和英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认为这 两件族谱是流行于士大夫间的民间族谱，并分析了关于族谱标准论争的社会意义。罗宗涛《敦煌变文 社会风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分类摘录敦煌变文、敦煌曲、敦煌韵文中的社会风俗资 料，加以考释。

此外，王重民《敦煌古籍教录》汇集了第一阶段我国学者研究唐代律、令、式的主要成果。王忠《新 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利用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及传世汉藏文献整理注释《新 唐书·吐蕃传》，是国内较早利用敦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历史的著作之一，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水 平得到提高。谢海平《讲史性之变文研究》（嘉新文化基金会，1973年），对以历史为题材的变文进行了 探索。苏莹辉《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东海大学图书馆学报》9期，1968年）和《敦煌石室真迹录 题记订补之续》（《国立中央国书馆馆刊》新1卷1期，1968年），对王仁俊原书有关历史文书的按语有 所补正。

第二阶段我国学者虽然在上述几个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发展比较平缓。与国外同行相比，在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 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地落 后于法、日等国。

第二阶段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港台学者成为研究敦煌历史文献的重要力量，他们为敦煌学的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合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 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