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

其表现，一是北京图书馆于1957年通过 交换，得到了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O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台湾史语所也于次年 购得相同内容的编印本（用缩微胶片冲印成册）。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查阅英藏敦煌汉 文文献的主体部分了。

其二是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 引》，该目显著录了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 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当然也有利于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敦煌文献做过一步调查和研究。

有关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仍集中在对瓜、沙史事的探索上。

苏莹辉《论 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23卷11期，1961年）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 29卷7期，1964年）、《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41卷9期， 1970年）、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9卷1期，1971年）等论文探讨了敦煌陷蕃的时间。

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1辑，1962年）对张淮深等归义军节度使的职衔、归义军内部的矛盾、曹议金的继任时间和卒年、归义军与甘州、凉州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依据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 了有价值的探索，是这一阶段取得成就较大的论文之一。

此外，这一方面的主要论文还有：苏莹辉《瓜沙史事系年》（《中国东亚学术年 报》2期，1963年）、《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代》（《新社学报》2 期、1968年）、《试论张 议潮收夏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1970年）、《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旌节辨》 （《敦煌学》3辑，1976年）、金启综《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2期）等。

这一阶段有关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苏莹辉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在这20多年间，苏氏陆续 发表有关论文达十多篇，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论文集《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和《敦 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中。虽然他的一些论文是以综合、整理前人的成果为主，但也力 图在排比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决广一些问题；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 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学 者与海外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苏氏的研究成果在港台和欧、日均有广泛的影响。他是这一阶段推动 港台地区敦煌学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

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其他材料考察莫高窟史，此期开始有人涉足。

宿白《莫高窟记跋》（《文物参考资 料》1955年2期），考证了莫高窟的始建年代、窟数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 （《文物》1959年5期）依据敦煌文书《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燃灯分配官龛名数》，对部分洞窟的名称 和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虽然作者对文书年代的推测为以后的研究所否定，但对文书所记洞窟的认 定却有很多被近年的研究所证实。

对社会经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受到大陆史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