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与"东西方贸易担当者"--粟特人有关的丝路实况，并考察了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和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以及曾在敦煌流行的波斯文化和天竺文化。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隋唐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及相关论文，在探讨胡商、商品、物价、商镇、商路和丝路贸易商业制度等问题中亦充分利用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季羡林《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1期），依据敦煌文献中之《西天五印度制糖法》结合其它文献探讨了甘蔗的种类和制糖方法问题。

历史典籍的整理方面。黄永武《敦煌古籍叙录新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在王重民原书基础上增加了有关文书图版和部分新的研究信息，其中历史典籍仍占有重要地位。康世昌《春秋后语试探》（《敦煌学》13辑，1988年）、《春秋后语辑校》（《敦煌学》14辑，1989年；15辑，1990年）、《春秋后语研究》（《敦煌学》16辑，1990年），探讨了《春秋后语》的体例特色、兴衰亡佚经过、注本与译本、辑本的概况等，并广泛搜集敦煌文献和其它文献中相关资料，对其做了重新辑校。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齐鲁书社，1993年），亦对敦煌本《春秋后语》进行了录校。李际宁《《春秋后语》拾遗》（《敦煌吐鲁番研究》1卷，1996年），新考出一件北图收藏的《春秋后语》，并做了录校、专门对某件前一阶段未作过整理的历史典籍录校的论文还有一些，兹不备列。

总之，第三阶段我国学者获得的研究成果的数量比前两个阶段明显增多，成果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在归义军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历史地理、敦煌社会史、均田制研究及一些类别文书的分类整理和研究等方面明显处于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