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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政治安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姜亮夫《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订补》，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阙正误，但在参考研究信息方面存在不足。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台湾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编《全国敦煌学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似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用充分的证据否定了流行多年的索勋作乱杀淮深兄弟、自立为节度使的旧说，并推测张淮深之死与唐廷有关。此文引起了学界的反响，李永宁、钱伯泉和邓文宽等都同意孙氏对旧说的否定，钱伯泉为孙氏的观点补充了证据。但对张淮深的死因，李永宁和邓文宽又分别提出了与孙氏不同的看法。李永宁《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2期），认为杀淮深者为张议潮子淮鼎，淮鼎临终将幼子承奉托付索勋辅佐，不意索勋在淮鼎死后竟自立为节度使，被嫁给李明振的议潮女张氏及诸子杀掉，张氏虽名义上复立侄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却掌握在诸子手中。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年3期），在肯定李永宁上述推论的前提下，以充分的材料证实了李明振诸子执掌大权排挤张承奉的论断，并进而推论瓜沙大族在896年又发起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得以掌握实权。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3年3期），对王重民确定的金山国建立于905年说提出质疑，认为应在908年。李正宇证明王重民确定金山国建立时间的依据不能成立，并提出906年说。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0年2期），对藤枝晃提出的910年说进行了有力的论证。荣新江进一步为910年说补充了证据，并对金山国建立的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910年说已为多数学者接受。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搜集史籍、文书、洞窟题记中有关曹氏父子夫妇、家世婚姻的资料，汇为一编，为进一步研究曹氏归义军史提供了方便，但文中对一些史料定年或内容的理解存在问题。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3期），指出了姜文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确定曹氏取代张氏始于914年，推定曹议金卒于935年，考定曹延恭卒于976年。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以上所列姜氏诸文均被收入该氏《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试图通过考辨莫高、榆林窟题记和敦煌文书来组织曹氏家人关系，但在利用洞窟题记时存在一些错误。孙修身《谈瓜沙曹氏世谱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5期），对姜文做了补正。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也为探索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事迹作出了贡献。起初，人们都以为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是曹议金。6O年代，日本学者最早提出曹仁贵应为曹氏首任节度使的说法。马楚坚于1982年提及曹仁贵取代张氏的问题。以后，苏莹辉对曹仁贵为曹氏首任书应使做了初步论证。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敦煌研究》1987年2期），为落实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材料。但曹议金为曹氏归义军第一代执政者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于是，如何解释仁贵与议金的关系成为难题。贺世哲、李正宇先后撰文论证仁贵就是议金，不过不同时期使用了名和字，此说虽无直接证据，但推论合理，已为学界接受。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考定议金卒于935年二月十日。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敦煌研究》1988年1期），考定元德卒于939年，并为陈祚龙所考曹元深卒于944年提供了新的证据。至此，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卒立时间与世系已基本明确。与此同时，我国学者还对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和《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指出在归义军表面归顺唐廷的背后，双方实际上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关系。尤其在张淮深主政时期，自867年至887年，多次造使求授旌节，但长期未能得到朝廷的有力支持。荣氏找到证据证实直至888年朝廷才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杨秀清《晚唐归义军与中央关系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2期），提出将双方关系划分为互为声援、逐渐疏远与名存实亡三个阶段。李正宇考察了曹仁贵归奉后梁的过程和时间，并曾论及曹元深与中央朝廷的关系。荣新江《归义军改元考》，在藤枝晃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归义军时期中原王朝年号在敦煌文献中的始见和终止时间，为人们了解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疏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归义军官制方面，苏莹辉对曹氏归义军节度使的称王及受封为王的情况作过初步探索。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19辑，1992年），搜集考辨大量有关史料，对历任节度使生前死后由低到高的各种加官称号做了系统分析。此文总的来看做得比较彻底，已成为人们确定相关文书年代的依据。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考察了归义军所属各机构的名称和各机构长官的职衔。荣新江对归义军府僚佐的情况进行了考证。齐陈骏、冯培红探讨了归义军的基层将领"十将"及其下属诸职。陈国灿《唐五代敦煌乡里的演变》（《敦煌研究》1989年3期），考证了唐五代各个历史阶段敦煌乡里的增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