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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敦煌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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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16 11:48:34 |
六朝准部写经残字，第二本是六朝人写经残字，第三本封题为“高昌出土写经残字”第四本为“古高昌出土残经”，第五本为“六朝以来写经残字”，第六本封题为“北魏以来写经残字”第七本为“晋宋以来印版藏经”，第八本封题为“高昌出土刻经残纸”。宁乐美术馆，该馆创立于1949年，主要收藏创建者中村准策（1875-1953）的收集品。其中有一些敦煌吐鲁番写本，尤其以“蒲昌府文书”最为有名。仁井田升曾写有《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公牍》一文，详细介绍了这批蒲昌府文书的价值。天理大学附属的天理图书馆，创立于1930年。二战后，一些图书馆和收藏家纷纷抛出一些敦煌吐鲁番藏卷，而天理图书馆却大力收集，正是由于此原因，它的藏品来历较复杂。主要收藏内容是张大千（1899——1983）的旧藏品，包括景龙三年（709）张君义公验等三件文书，《敦煌遗书》一册，《西夏回纥文断简》一册和《西夏文经断简》一册共四组。另外，还有一些写经散卷等。书道博物馆是日本私家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多者。创建者中村不折（1868——1943），他是日本书画家。他的收集品丰富且多为精品。该馆主要收藏有己巳岁（429）写《法华经》，承平十五年（457）写《佛说菩萨藏经》第一，大同元年（535）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等。有邻馆位于京都市左京区，是由藤井善助于1926年10月设立的私家博物馆，主要收藏有《燕子赋》写本，长行马部分文书，回鹘文写本〈〈申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阿毗达磨俱舍论〉〉等。除以上博物馆外，三井文库，唐招提寺，大谷大学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九州大学文学部，法隆寺等也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其中也不乏珍品。如九州大学文学部所藏的“新大德、造窟檐计料文书”。此件是最有研究旨趣的文书，首先由池田温先生在1992年9月北京举行的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上公布，后来，冯继仁撰〈〈日本九州大学藏敦煌文书所记窟檐的分析与复原〉〉、马德撰〈〈九州大学文学部藏敦煌文书〈新大德造窟檐计料〉探微〉〉，对此文书做了详细的探讨。
三 研究状况
敦煌学自开创以来，一直成为国际上经久不衰的热门研究课题，而日本学者更是成绩斐然。这是因为，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在本国经济实力的资助下，更容易游学欧美、中国，调查收集敦煌资料；与欧美学者相比，他们汉学水平较高，在阅读汉文文献方面，比较方便。
总体来说，日本的敦煌学研究状况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指1909年至二战以前，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1909年，伯希和把所盗得的部分敦煌经卷在北京展览，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他并观赏了敦煌写本，随后便以〈〈敦煌石窟中的典籍〉〉为题，在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11期（1909年11月1日版）上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他同时还将这一消息传回了日本。11月12日，大阪、东京两地〈〈朝日新闻〉〉上同时刊出题为〈〈敦煌石室发见物〉〉的文章，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是日本对敦煌文献的最早报道，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当时，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湖南）与中国学者罗振玉私交甚好，他立即向罗进行求证。不久罗给内藤和狩野直喜两人寄去了一大批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以及罗振玉于1909年8——9月发表的两篇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这些情况立即引起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工作。1909年11月28日——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片，并且，他们还分别发表了演讲。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解说〈〈摩尼经〉〉残卷，内藤湖南讲述〈〈西州志〉〉残卷。1910年，任职东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在北京发表了〈〈慧超传笺释〉〉，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与此同时，大谷探险队获取的文物也陆续运到了日本京都，这样，研究敦煌的热潮在日本京都一带迅速上升。
1910年，敦煌劫余残卷运抵北京，内藤湖南得知消息后，随即提出了访书北京的计划。1911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派出了内藤、狩野、小川三位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青凌两位讲师组成的访华团来到北京，调查敦煌写本的内容，11月2日返国。1912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人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1911年12月5日的《朝日新闻》，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1912年，京都大学派狩野直喜到巴黎和伦敦调查伯希和、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写本，他抄回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到英法等国访求有关材料，带回日本，陆续整理出一批珍贵文献，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在佛教文献方面，矢吹庆辉先后出版了《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及《解说》，整理研究了大批斯坦因劫去的佛典写本，尤其是在藏外佚经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铃木大拙、宇井伯寿等人，则利用敦煌新发现的禅宗典籍，如《六祖坛经》、《神会和尚语录》、《楞伽师资记》等，开始对禅宗深入研究；在中国古籍方面，小岛佑马将其收集的子部书，汇集为《沙州诸子二十六种》（1928）。神田喜一郎编辑了《敦煌秘籍留真》（1938）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1947），刊布了大批古迹写本的珍贵照片；历史方面，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到了不少新问题。那波利贞发表了一系列唐代社会和敦煌寺院经济的文章。其中，重要的几篇，如《梁户考》、《唐代社邑研究》、《中晚唐时代敦煌地方佛教寺院碾垲经营》、《从敦煌发现看中晚唐时代佛教寺院之钱谷布帛类贷借营利事业之经营实况》等文，收入了1974年出版的《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仁井田升对敦煌法制文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34年以《唐令拾遗》一书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37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42年出版《中国身份法史》，为日本中国法制史和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绘画方面，松本荣一对大量的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进行了分类研究，出版了巨著《敦煌画之研究.图像一篇》及《附图篇》。为敦煌绘画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二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敦煌学研究处于低潮，没有特别重要的论著发表，但零散的文章仍未间断。从五十年代开始，才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京都西本愿寺，找到了长久以来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收集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另一方面是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汉藏文写本的微缩胶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处。不久，又通过交换关系，获得了北京图书馆藏卷的缩微胶片，加上后来中国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和苏联孟列夫等编《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二册，1963、1967）的出版，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美不胜收的新材料。于是，五十年代初，在京都，由石滨纯太郎发起并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集合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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