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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敦煌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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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16 11:48:34 |
他先是发掘了吐鲁番周围的古址，又在喀什、和田调查了佛教遗迹，然后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沿和田河北上，到达阿克苏，又翻越天山到伊宁。从那向东，过天山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到安西，通过河西走廊，经包头到北京。2在大谷探险队带到日本的文物中，吉川收集品最多。仅在敦煌、吐鲁番一带，他就收得文书数千件，敦煌写本400多件，汉文文书4830件，回鹘文书978件，蒙藏文等文书425件，胡汉文书530件，共计7000余件，包装成86件行李，运到日本。1914年5月，第三次大谷探险结束。1937年，日本有光社出版《新西域记》，全面详细介绍了这支探险队。
从1902至1914年，大谷探险队的探险活动历时12年，这些装备齐全的东瀛僧侣们，怀揣充裕的资财，每到一处都要拜访当地官员，为他们在西域的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和便利，他们与当地居民也相处甚好，这成为他们在西域得以顺利探险的重要条件。他们不仅详细考察了佛教东渐的路线，寻访了古代中国取经僧赴印度取经留下的遗迹，并考察了伊斯兰教传来之后佛教残存的状况。对佛学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痴情，使这些年轻的和尚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在中亚的穷乡僻壤和荒芜人迹的沙漠荒原进行发掘考古，收集到了大量的文物，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书、绘画、雕塑、刺绣、古钱币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被运到日本后，经历曲折，最终都落到不同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二 文物收藏和整理
1914年5月，由于西本原寺内部财政问题的疑狱事件，以及别墅二乐庄的建筑、武库中学的经营被指为浪费，出现了反对大谷光瑞的骚乱事件，他被迫辞去门主职务，归还伯爵爵位，决意外游。他先后到上海、旅顺、大连、台湾、南洋等地，从事讲演和著述活动。由他赞助支持大谷探险队收集到的文书也随之陆续分散到中日韩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1915年6月，香川默识将大谷探险队三次所获文物、文书，选出一些有代表性者，编为《西域考古图谱》一书，刊布了敦煌吐鲁番文书147号，首次公布了大谷探险队所获的社会历史文献。21916年1月，随着二乐庄的住宅出售给政商久原房之助，一部分考古资料归久原氏所有，久原氏随即将这批收集品赠予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移存京城的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即今韩国汉城的国立中央博物馆。
1986年，三和出版社出版了朝文版的《中央亚西亚美术》，介绍了该馆所藏大谷收集品中的美术珍品。但大谷收集品的主体，特别是文献资料部分，由于大谷光瑞在旅顺的私邸完工，他本人长住于此。因此，1916年5月，他命令向旅顺运送西域出土品。1916年，由“满铁”将这批资料交给了将于1917年4月开馆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保存。1918年4月，“满蒙”物产馆更名为关东都督府博物馆；
1919年4月，又改称关东厅博物馆。1934年12月，又改称旅顺博物馆。1937年4月出版的《新西域记》下卷附录收录的《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著录了敦煌汉藏文写经639件以及部分新疆出土的文物文献。1945年日本战败，前苏联红军接管该馆之前，有相当一部分所藏的敦煌西域文物被运回日本。1951年2月，前苏联将旅顺博物馆交中国政府接管，更名为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1954年1月，文化部将该馆所藏敦煌汉藏文写经620件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只留下9件敦煌写经供展览之用，而西域文献和文物资料，仍由旅顺博物馆保管。
不过，流散于中国和韩国的大谷收集品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收集品仍被收藏在日本西本愿寺办的龙谷大学图书馆，该馆也是日本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最多者。1966年，龙谷大学图书馆建成了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书库——“龙谷藏”。“龙谷藏”室内有三大柜，每柜由上到下有若干小抽屉，按顺序每个屉内放有文书，它们都是按一件或数件装入玻璃纸袋后，再装入牛皮纸，藏室安全干燥。龙谷藏收藏的文书有橘文书、“流沙残阙”和大谷文书。橘文书是指橘瑞超本人曾把部分存放在旅顺的收集品带在自己身边，即佛经23件、汉文文书13件、西域文字文书19件共55件，后来，他把这些全部交给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而大谷探险队另一队员吉川小一郎曾将一些佛经残片共167片贴成一本书取名为《流沙残阙》，后来也送给了“龙谷藏”。大谷文书是指来自大谷探险队的文献。现在大谷文书已得到整理，并被全部附上了号码，即从1001——8147号，这中间还有若干空号。全部文书分为五组：第一组是汉文及回鹘文资料，编号为1001——5840号；第二组是藏文书写的残片，编号为6001——6070号（5841——6000号为空号）；第三组文书全是西域古代古字断片，其中大部分也是回鹘文资料，编号为6101——6434号（6071——6100号为空号）；第四组是胡汉两种文字的文献，这些文书都是在纸的正面用汉文书写（几乎全是佛经）纸的背面用回鹘文、梵文、怯卢文、突厥文、粟特文书写，编号为7001——7550号（6435——7000号为空号）；第五组是《西域考古图谱》所发表文书的一部分，编号为8001——8147号（7551——8000号为空号）。尤其是这组文书中的8001——8039号的39件文书，皆为李柏文书稿残片。3
然而，流散在日本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不仅仅是大谷收集品，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多年的战乱，一些文献资料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流入日本收藏者手中。有的是收藏者专门收集或高价购买的，还有的是中国国内一些人带到日本的。这些文献现在都被存放在日本的除龙大图书馆以外的图书馆中。如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婆罗谜文的壁画题记残片，回鹘文的木简一枚，汉文字的《高昌延昌二十九年（589）十一月十八日虎牙将军郭恩子墓表》，录文已由罗振玉先后发表于《西陲石刻后录》（1915）和《高昌砖录》（1932），甚至还有已被日本政府定为重要文化财产的《树下人物图》和〈〈刘子〉〉残卷。尤其是《树下人物图》背面是用《唐开元四年（716）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和《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裱糊的，是现存西州户籍和差科簿中较长的一件，池田温先生已录出全部文字，并且和书道博物馆所藏同样的《高宁乡籍》和〈〈名山乡差科哺〉〉缀合起来。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中，也收藏有不少珍品。其内容可分为两组，即“松本收集品”和“守屋收集品”。松本收集品是指松本文三郎（1869——1944）的收集品，松本本是京都大学的佛教学者，曾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工作，后有5件收集品的佛典断片归他所有，这5件佛典裱成4卷，即《妙法莲花经》、《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娑》、《大智度论》、《大品经》和《优婆塞经》，已由松本文三郎编入《东山草堂古经图录》（1929）和《佛教关系古写古版本目录》（1932）。守屋收集品是指守屋孝藏的收集品，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喜好收集古写本。生前共收集有中国、日本古写经268件、宸翰8件，其中包括72件敦煌写经。后赠给京都国立博物馆。1961年，守屋收集品被整理编成《守屋孝藏氏收集古经图录》，内容从六朝到五代时期的都有，相当多的北朝写经都有纪年题记，写本的尾部多印有李盛铎的藏书印“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木斋真赏”、“木斋审定”、“簏嘉馆印”，似表明来自中国天津李氏旧藏。李盛铎，在清政府派人把藏经洞剩余文献押到北京后，曾窃取到了一批文献精华。
静嘉堂文库是日本三菱财团第二代社长岩崎弥之助于1892年创立的，以收购日本、中国的流散古籍和文物为目的，该库收藏有1935年前后购买的吐鲁番写本。写本较残，购入时，已装裱成折本形式的8册，第一本封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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