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制度的措施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的实施，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十九世纪末期，日本作为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但是在与老牌帝国主义如英俄等国激烈的角逐中，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强烈感受到文化方面的不足，于是逐渐把发展的目光转到文化方面。敦煌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诚然，敦煌学在日本之所以如此繁荣，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和中国同属东方国家，在历史文化方面有很深的渊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日本与英俄法等欧洲国家争夺中国文化遗产的结果。
　　1900年，在中国敦煌，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于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更由于当时请政府的无能和地方官府的保护不力，世界各国所谓的学者，探险家纷至沓来，藏经洞的秘密就这样被泄露了。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人先后来到敦煌，取走大量的文物、经卷。从此，一门国际性学科——敦煌学诞生了。敦煌学，狭义上是指对藏经洞出土文献的研究；广义上，即中亚学。关于敦煌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可着重于以下几点：一，考古与探险促成了日本敦煌学的兴起；二，探险所得文物的收藏与整理；三，敦煌学的研究状况；通过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可以看出敦煌学在日本发展的大致脉络。

　　　　　　　　　　　　　　　　　　 一 考古与探险

　　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敦煌学发端于中亚考古探险，说起探险，这与大谷光瑞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大谷光瑞（1876年——1948年），是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精神领袖，为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号镜如上人。1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浩瀚的沙漠，古老的民族，神秘的中亚，如一块磁石般吸引着世界各国探险家的目光，中亚探险之风盛行。1902年，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成立，总部设在圣彼得堡，考古中国西部沙漠，英国、瑞典等均为其会员国，在该会支持下，俄国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等均来过中亚。其中以斯坦因所获最丰，他拿走了敦煌藏经洞经卷的大部分精华。日本的中亚大谷探险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00年，大谷光瑞为考察宗教情况而访问欧洲。在伦敦留居期间，他经常造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该会前身是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1823年由考尔·布鲁克创办），从该会得到了一些在中国新疆和阗、库车等地发现古代遗迹及佛教文书的消息。2可以想见，作为一介佛教宗派领袖，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得到这些消息后，大谷光瑞是非常兴奋的。在斯坦因探险归来后，大谷光瑞马上会见了他，从斯坦因的口中确定了在中亚确实有佛教遗迹的存在。于是，大谷光瑞立即决定，“用双足走遍佛教传来的地方”，1 组织探险队，勘察中亚。不过，大谷光瑞既是一位佛教徒，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组织中亚探险，确实有勘察佛教遗迹的动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刺探军事情报，了解中国西部边防情况，勘测地形的可能。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猜测，是由大谷光瑞以后的行动表现出来的。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西本愿寺给好几十万军人带钱袋阿弥陀佛，派遣从军布教使，买国债等，大谷光瑞本人也不断地对亚洲问题发表谈话，和军人密切接触。2这些都表明大谷光瑞不仅仅是一位简单的佛教徒。他组织的中亚探险，也应是有军事目的的。当然，其探求佛学、追寻佛教遗迹、收集古代佛教经典是主要目的。

　　1902年8月，大谷光瑞与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一行五人踏上第一次探险的旅程。他们从伦敦出发，经俄罗斯到巴库，又经撒马尔罕，浩罕，到了奥什，翻越阿赖山脉，到达喀什，又到塔什库尔，在此地，据说大谷光瑞得知其父大谷光尊去世的消息，他必须马上回国。于是，他们作了短暂停留后，分为两支小分队，第一队由大谷率本多惠隆和井上弘圆翻过西喀喇昆仑的明铁盖达坂，到达今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然后到达印度的斯利那加；第二队即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在塔什库尔干与大谷一行分手后，沿古丝路南道进入和田，然后沿着和田河北上，用22天，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阿克苏。从那时开始，这两名僧人用4个月时间，调查了天山南路各处的佛教遗迹，这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其中对库车周围克孜尔千佛洞的发掘收获很大。随后他们又到达乌鲁木齐，逗留一个月后踏上归途。3由于当时日本考古学还没有诞生，讲授考古学的方法是从1919年开始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两人都没有考古经验，没有作考古记录，并且堀贤雄所画的实测图，后来又不幸遗失。从这次探险的路线可以看出，大谷等人没有去过敦煌。所以这次探险虽也搜集了不少文物，但相对于后两次来说，收获甚微，它只是为后两次探险积累了经验。1904年2月，大谷组织的探险队第一次探险结束。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方胜利而告终。战争刚刚结束，大谷光瑞就着手组织第二次探险，这次探险的范围还是中亚。

　　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野村荣三郎和橘瑞超开始了第二次探险。橘瑞超（1890——1968年），时年仅18岁，这次中国之行为橘氏第二次中国西部探险提供了契机。6月，他俩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穿越外蒙古茫茫戈壁，到达今乌兰巴托。然后继续向西，横穿外蒙古，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进入准噶尔盆地，10月26日到达乌鲁木齐，后离开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调查吐鲁番周围的遗迹。1909年2月，两人在库尔勒分手，橘瑞超进入南边的罗布沙漠，根据大谷光瑞发来的信息，在东经90度 ，北纬41度 的位置，他探察了由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王国，在这里他发现了李柏文书(公元4世纪人所写，是在西域发现的唯一一件名著正史的名人的手迹)。4又从南道的若羌朝西，经和田、莎车，到达喀什。而野村荣三郎在对库车周围进行发掘后，经阿克苏到达喀什。在这里等候橘氏。五个月后，两人见面。然后两人翻越喀拉昆仑山口（海拔5670米），又越过萨塞尔山口，进入印度河边的列城。11909年8月，第二次探险结束。

　　1910年，野村荣三郎打算再次进入中亚，但没能得到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允许，只好回国。橘瑞超听说此事后，遂要求亲自去西域。他在伦敦会见了斯坦因，又去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会见了斯文?赫定，听取了他们的建议。1910年8月，橘瑞超开始了对他个人来说是第二次中亚探险，对大谷探险队来说是第三次探险的旅程。随同助手是一个年仅18岁、名叫霍布斯的英国少年。他们首先经俄罗斯到乌鲁木齐，又到达吐鲁番，在吐鲁番周围发掘古代遗迹。然后，橘瑞超让霍布斯带行李到库车等他，自己再次进入罗布沙漠。这次旅行中，他又调查了楼兰遗址，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楼兰旧址，并进行发掘，然后到且末。1911年2月，橘氏从且末北上,花22天，纵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库车，闻霍布斯染天花病故，又急赶喀什，处理后事。其后，他从喀什到和田，又到于田，从于田进入西藏北部。从西藏返回后，橘氏取道且末、若羌，一路直指敦煌。此时日本方面因长时间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就把吉川小一郎派到中国，找寻橘氏。吉川小一郎（1885——1978年），他本是西本愿寺大谷光明的侍从，后成为探险队的队员，擅长拍照技术。吉川从西安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在敦煌等了4个多月，1912年1月末终于等来了橘氏。两人又一同到了敦煌藏经洞，得到敦煌写本400多件。然后橘氏经鄂木斯克，从西伯利亚铁道乘火车回国。而吉川留下来继续进行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