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产生和法国的敦煌学发展与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式密切相关。早在敦煌学产生以前的十八世纪中晚期，在西方学界就有着一门被称为“东方学”的学科，敦煌学可以说是这门学科在远东的继续和延伸。自十九世纪早期至二战结束，法国是唯一能与英国相抗衡的主导东方和东方学的国家，这里我们不妨参照东方学的一些特点来谈法国敦煌学的产生。

　　东方学和敦煌学的产生都与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分不开。法国东方学的开端源于法国为了争夺和控制在东方的殖民地而开展的研究，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及少数学者所开始的介绍中国历史、民族史、佛教文化史的工作也基于此，并由此产生了法国的汉学。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瓜分完毕之后，为了染指中亚地区（包括中国的新疆），又掀起了中亚探险的热潮，而且这场探险活动的竞赛并不亚于他们对海外殖民地和市场的争夺。当时西域探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科考与探险相结合，几乎所有的探险活动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中国西北地区地图的绘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备军事之用。俄、英、德、瑞典、芬兰都纷纷投入了这场西域科考与探险的战斗，而向来注重在文化方面统治殖民地的法国却是一个迟到者。在法国第一个正式的西域考古探险团产生之前，也曾经有几个法国旅行探险家 进入过西域，如博安（C·E·Bonin）在1899—1900年、吕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在1889—1894年、沙畹（E·Chavannes）在1907年、古伯察（E·—R·Huc）和秦神父（Joseph Gabet）在1843—1845年，多伦（d’Ollone）在1906—1907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奥尔良（Henri d’Orléans）在1895—1896年都曾在西域的一些地方进行过考古探险。但当第一支法国考古探险团到达西域时，几个重大的考古发掘点都已被其他列强的探险队洗劫过了，因此我们在伯希和的相关记载 中经常看到，他们对某些遗址的考察计划常常是看看还剩下什么；甚至一些原定的认为没有人考察过的遗址，当他们到达时，也同样发现别国的同行先他们而至，只好改变计划；在到达藏经洞之前，他们的许多考古收获都来自于被同行们忽视的地方。

　　列强在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中常常也伴随着协调各国利益的机制，并由此产生一些针对分割弱国而组织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在学术上和对文物的争夺也与此极为相似，关于东方学的国际性会议不断召开。当西域探险的争夺战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峙局面，为了能够进行更加系统广泛的考察，终于在1899年的罗马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最终决定组建一个“中亚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并于1902年的汉堡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正式组建起来。其总部设在当时俄国的国都圣彼得堡，法国是其成员国之一，法国委员会主席为埃米尔·塞纳尔（Emile Senart），法国第一支西域探险团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对于法国本身来说，既然在西域探险的争夺中已经迟到，就更需要加大力度以便后来居上，取得与其大国名望与地位相称的成果。所以，这支探险团有着极为充足的资金，而且其赞助者也是极为广泛的：大部分的款项由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公共教育部共同赞助，一批学术团体如法国商业地理学会、法国亚洲委员会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也纷纷出资，甚至波拿巴王子和塞纳尔本人也慷慨解囊，奥尔良基金会的一笔逾期未付款也被划入，这笔钱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使这次活动置于了一位大旅行家的名誉保护之下。探险团最初由三个人组成，在塞纳尔的提议和推荐之下，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伯希和荣任团长；另外两名成员分别是法国殖民地军医、原交州人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博士和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前者负责地
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后者负责照片、图片资料和档案工作。

　　这支探险团并没有匆匆上路，而是以一种法国人特有的慢条斯理、有条不紊的方式进行着工作。仅它的筹备活动就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当人员、资金和设备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比较让人满意的程度时，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才离开巴黎，向西域进发。虽然十天之后他们就到达了当时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但却为等待从圣彼得堡运送大批行李物品的船支，在此地停留了一个多月。在他们最初的计划中，重点考察的地区虽然也包括敦煌，但却是因为那里的佛教石窟中的艺术品，所以在藏经洞中的大收获可以说是意外的。8月10日，他们到达了安集延附近的奥希（Och），并在此组织了马队。沙俄当局给予了他们种种方便并提供两名哥萨克人作为护卫，条件只有一个，即让他们将马达汉 （Emil Mannerheim）带入中国。马达汉的任务是替俄国刺探军情和为芬兰掠夺文物，但在1906年9月1日到达喀什后，他就与考察团分道扬镳，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与伯希和互通搜集文物的讯息，但似乎他与考察团的主要人员关系不睦。

　　从喀什开始，考察团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计划。虽然别国的考察队早已在喀什活动过，但伯希和一行还是在此地逗留了6个多星期。除了进行人类学、地理学调查和测绘道路之外，针对喀什的前伊斯兰教遗址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在“三仙洞”，他们实际上是进行了一次西域大探险活动的演习。这一地区的发掘点虽多，所获的一些文物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其价值毕竟有限。10月29日他们到达图木舒克，并在这里有了一个惊世的发现——一座佛教大型遗址群，发掘进行了6个多星期，其所获文物哄动一时。1907年1月2日，考察团到达库车，勘察发掘工作长达8个月之久，除了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收获了大量文物外，还进行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考察，甚至是此地的矿业资源。为了搜集民间传说并从事人类学研究，他们甚至还开了一间诊所用以吸引民众。10月9日，他们到达了迪化，在这里的日子，伯希和在进行考察的同时，广交谪居此地的中国文化名流 ，最终引起了他对藏经洞的向往。伯希和不仅初步了解到了藏经洞发现的一些情况，甚至还收到了载澜和伊犁将军长庚相赠的敦煌卷子，在亲眼见到公元8世纪的《金刚经》后，他便对在那里将会有的重大发现满怀希望。尽管如此，下一个目标是敦煌，但考察团并没有单纯匆忙的赶路，而是依旧对“大海道”进行按部就班的考察。在迪化期间，瓦扬由于对一种考古遗址的考察而与团队分别，当他回到迪化时，团队已经离去，于是他另择路奔赴敦煌。

　　1908年2月25日，在敦煌县城短暂停留后，伯希和来到了千佛洞。努埃特和瓦扬作为先遣已提前到达。努埃特利用提前到来的几天时间对石窟进行了编号并拍摄了部分照片，瓦扬则绘制了一幅石窟分布平面草图。伯希和一经抵达就迅速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他拟订了石窟的描述提纲并将洞壁上尚可辨认的题识和游人涂鸦系统地清理记录下来 。伯希和的这项工作显然是十分细致的，因为他逐洞地记载了洞窟的位置、壁画的内容、题识、壁画和建筑风格等，并简单地作了比较和研究，甚至划分出“古老风格”、“早期风格”、“常见风格”三种类型。

　　但伯希和最为关注的，还是他在迪化时就已听说的藏经洞中的“宝藏” 。幸运的是，他很容易就在敦煌县城找到了王道士，但在千佛洞时，王道士并没有立刻就替他打开那扇门，而是推说钥匙落在敦煌县城，并告诉他斯坦因曾给过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作为汉学家伯希和当然明白王道士的意思，“能听懂别人言外之人意，总会有好处！”3月3日，伯希和终于进入了他称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藏经洞虽然早有耳闻，但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