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类经典，虽为敦煌独有而不为内地正藏所收，但按照中国大藏经的组织理论，它 们都是应该入藏的。敦煌藏经洞保存了这一批经典，是对汉文大藏经的一大贡献。

　　二、别藏

　　别藏是专收中华佛教撰著的中国佛教典籍集成。在中国大藏经形成过程中，出现两种类型的正藏。一种兼收域外译典和中华撰著；另一种正藏则几乎不收，甚至完全不收中华撰著。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后一种形式逐渐成为编撰大藏经僧人们的首选。唐代所编的正藏大抵不收中华撰著。智升的《开元录》基本上沿袭了这种态度但也有少量的收纳，在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正藏中，属于中华撰著者仅四十部、三百六十八卷，只占全藏的百分之七，主要是僧史、目录、音义、集经方面的内容。还有唐代西明寺的道宣曾奉唐高宗敕命造一部大藏，高宗要求把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撰著也收编入藏，道宣无奈只好在所编的西明寺大藏中专门设有“杂藏”一目，收录法苑、法集、僧史之类的中华撰著。但是在他自己编定的《大唐内典录·入藏录》中把那批中华撰著统统删去，不留一部，甚至连自己所撰的大批律疏、《唐高僧传》等一批著作都不予保留表明了“正藏不收中华撰著”的鲜明态度。其实及至唐代中国人所撰的佛教著作，总数已超过万卷。

　　由于正藏不收中华佛教撰著，便有人将这些撰著专门汇集起来，结集为“别藏 '. 但是在大多数佛教僧人看来，收有中华佛教撰著的别藏的地位远远比不上传统的正藏。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别藏不被重视，以至只能自生自灭，大批中华佛教撰著散佚无存。值得庆幸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则保留了大批古逸中华佛教撰著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佛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中华佛教撰著大体可分为： 1 、经律论疏部、 2 、法苑法集部、 3 、诸宗部、 4 、史传部、 5 、礼忏赞颂部、 6 、感应兴敬部、 7 、目录音义部、 8 、释氏杂文部等八类。其中，尤其以各种疏释数量最多。如《般若心经》是般若经典的精要，历代注疏者甚多，但历代大藏所存有的唐代以前注疏仅有八种，而在敦煌遗书中则存有唐以前的《般若心经疏》十种。其中仅一种已为传世大藏所收，其余九种均是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这样，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唐以前《般若心经》的注疏就有十七种了。敦煌遗书中所存的《般若心经》注疏有不少诠释精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另外，如昙旷所撰《大乘二十二问》，《净名经关中集解疏》，唐法成的《瑜珈论手记》，《瑜珈论分门记》等，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从史传资料来讲，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决》是研究西藏佛教史中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相互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题目。研究这个问题，主要地不是领先翻译的典籍，而要靠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著作。在这一方面．敦煌遗书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随着对敦煌遗书的全面系统的整理，敦煌遗书一定会为这一研究课题提供更多、更宝贵的资料。

　　三、天台教典

　　天台教典是天台宗编纂的阐述弘扬本宗宗义的典籍。它最初由灌顶撰成，包括慧思、智

　　颧、灌顶三人的著怍，其后随着天台宗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唐代早、中期，天白宗曾兴盛 一时，天台教典在全国流传，也传到了敦煌。敦煌遗书中存有《天台分门图》、《天台四教 义》、《天台四戒分门》、《天台智者大师发愿文》及一批天台宗的经疏。晚唐五代时，天台宗的典籍遭到极大破坏，几乎荡然无存，以致天台宗的高僧们对自己的宗义也搞不太清了。后在吴越王的支持下从朝鲜、日本找回了若干天台宗典籍，但毕竟已无从恢复旧观。在敦煌遗书中所存天台宗典籍的数量虽不多，远不能凑成一部天台教典，但对研究天台宗义及天台教典的情况仍有极大意义。

　　四、毗尼藏

　　毗尼的梵文意思为律，毗尼藏也就是律藏。毗尼藏原系律宗所编的本宗典籍的结集。约产生于唐高宗时期。由于它专门论述戒律的意义，守戒之规范、要求，不过多涉及佛教义理，而遵守戒律又是佛教各宗各派的基本信条，故毗尼藏在一定程衷上可说宗派色彩最少。其后在全国各地流传，也传到了敦煌。如在罗振玉编《莫高窟石室秘录》载有《寺历》三卷，中有“前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大德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赐紫翟和尚邈真赞”、“敦煌唱导法将兼毗尼藏主广平宋律伯采真赞”、“前敦煌都毗尼藏主始平阴律伯真仪赞”等，说明毗尼藏在敦煌颇为人们所重视。现敦煌遗书中所存道宣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怀素的《四分律开宗记》等等，实际上都是原毗尼藏的内容。

　　五、禅藏

　　禅宗是彻底中国化了的宗教，八世纪以来禅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因其简单易行而得到士大夫和广大下层百姓的普遍欢迎和热衷信仰，同时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和提倡。

　　禅宗的盛行，也随之产生了大量的中国禅僧所写的著作。但是由于安史之乱、会昌法难的打击和禅宗内部的斗争，以至一些早期的禅籍渐渐亡佚，其教法也不为后世所了解。而在敦煌遗书中大量保存了一批早期禅宗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反映早期禅宗思想的语录，如慧能的《六祖坛经》，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迄今为止，已经发现敦煌写本中有五个《坛经》抄本，其中最好的写本现存于敦煌市博物馆的任子宜旧藏本。还有反映北禅宗灯史的《传法宝记》和《楞伽师资记》等。《传法宝记》是成书于唐玄宗初年（ 713 年）的一部北宗灯史，早已亡佚，敦煌写本中发现有 P.2634 、 P.3559 、 P.3858 、 S.10484 四个写本；《楞伽师资记》是稍迟于《传法宝记》成书的又一部北宗灯史，也早已亡佚，而在敦煌文书中已发现八件《楞伽师资记》写本，其中三件可能属于一个写本（ S.2045 、 P.3294 、 P.3436 、 Dx.1728 ＋ P.3537 ＋ S.4272 、 3703 、 P.4564 ）。学者们根据这些文献对早期禅宗史作了许多卓越的研究。但这些禅宗典籍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保存在敦煌藏经洞，这个问题便无人能回答了。现在问题已经清楚，这批典籍原来都是传到敦煌的禅藏的一部分。

　　禅藏是由唐宗密编纂的关于禅学与禅宗典籍的集成。编成后时间不长，即逢会昌废佛故中原地区的禅藏大抵在劫难逃。偶然流传下来的，后来也因种种原因而亡佚。所以敦煌藏经洞保留下来的禅藏残卷便格外珍贵。 关于这部禅藏的内容、结构，宗密在他为禅藏写的总序《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讲得很清楚：“故今所集之次者，先录达磨一宗，次编诸家杂述，后写印宗圣教。” ( 宗密《禅源老诠集都序》卷下 ) 。他还具体点了一些著作的名称： “ 或因修炼功至证得．即以之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