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壁画的风格并在平面图上作了标记。他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壁画，写有字的陶瓷碎片（如有梵文铭文的碎片）。奥登堡第一次东土耳其斯坦之行就在这里结束，1910年3月，他回到了彼得堡。
1909年至1910年奥登堡考察队作了大量工作，他们详细调查了卡拉沙尔、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的建筑群；绘制了许许多多建筑群和单个建筑物的平面图；一些清理地段的实况照片；他们花费了很多时间记述了这些古建筑物、雕塑和壁画的情况；把收集到的大量艺术品和物质文化文物运到彼得堡。奥登堡考察队带回的大量抄本以及后来捐赠给亚洲博物馆的抄本中间，有17封梵文信件，其中16封信件是1909年10月在吐鲁番的图尤克——马扎拉发现的，还有一件是在谢吉姆——阿吉扎发现的。有三件维吾尔文抄本残页，有一件上有一个印模、画有一些人物并写有波斯中世纪的文字，另外还有转交给亚洲博物馆的88件穆斯林手抄本。
考察队预定的任务和目的已顺利完成。奥登堡于1910年4月5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对考察工作做了总结，会议并决定：1、在协会《消息报》上刊登总结材料。2、以协会的名义对考察队的全体成员以及给予帮助的人士致以谢意。3、考察队运来的材料协会保有所有权。在10月2日的会议上，奥登堡就搜集书籍、抄本、古物和民族学方面的文物情况作了演讲，他还出示了考察队研究过的四本照片图册和古建筑的平面图图册。1914年，奥登堡公开发表了考察的初步研究成果的报告，这个材料作为科学著作被俄国考古协会授予最高奖赏——金质奖章。
1914年，俄国协会做出继续在中亚进行考察研究的决定。“而研究中国西部离敦煌不远的千佛洞佛教洞窟会对我们收集到的资料的断代给予很大的帮助，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个洞窟，但最早的有科学价值的情况只是到二十世纪初才从A·斯坦因和伯希和那里了解到的。”正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物，俄国协会组织了第二次赴中国东土耳其斯坦的考察，领导人仍是奥登堡。1914年3月29日，协会同意了由奥登堡制定的为时一年的考察敦煌洞窟的方案，这次旅行的基本目的在于“全面彻底研究古老的敦煌洞窟，而后，在完成预定目的的情况下，再前往吐鲁番绿洲，在那里一直考察到春天”。
考察队员经过仔细地挑选。其人员有：杜丁、斯米尔诺夫、建筑学家B·C·比尔肯别格、画家B·Φ·罗木别格、10名辅助工作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由于第二次考察队人员组成的高度专业化，这使他们得以顺利收集各种各样有意义的材料。考察队的研究工作始于1914年5月1日，终于1915年4月底。俄国协会不时收到考察队在旅途和考察地寄来的工作情况报告。奥登堡亦定期给协会写信。他在1914年6月2日从楚古恰寄给协会的信中，附有两件维吾尔抄本的片断。7月10日，信寄自乌鲁木齐，8月4日寄自哈密，8月20日寄自安西，9月3日和10月20日寄自敦煌。最后一封信谈的是研究结果。从6月3日到10月25日，奥登堡致A·Д·卢德涅夫的所有信件和电报都谈到了考察队的工作和队员动身出发时的情况，这些信件和电报都在1914年11月1日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同样，杜丁写给λ·Я·什切恩别格的信中也有许多饶有兴趣的内容。
考察队于1814年6月2日到达楚古恰克，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并预定了考察路线：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但因故没能前往吐鲁番。从哈密到安西的路途相当艰难，考察队走了11天，一路上拍了许多照片。奥登堡记述了从楚古恰克到敦煌的旅途情况，他写道：“路上我们仔细地观察了所有见到的庙宇，这种观察一直持续到安西，沿途拍了好多照片，画了许多写生画。在这里，我们才弄清楚，佛教连同当地的宗教仪式一起仍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宗教。考虑到千佛洞的十四天路程不好走，我们在安西停留了一天。”考察队的路途共用了82天，8月20日，他们来到敦煌洞窟。考察他是这样安排的：头三天总的参观，而后绘制平面图，制作壁画残片和记述洞窟情况，拍照。根据考察的结果，学者们确认：“古代洞窟的凿成时间是1500多年以前，壁画保存至今是由于气候干燥之故。”在有些洞窟发现了好些年代久远的塑像，千佛洞的考察从1914年8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这天，杜丁、斯米尔诺夫和毕尔肯别格由于天气寒冷回到哈密，11月6日，他们由那里返回俄国。奥登堡则和罗姆别格留下继续搞研究，一直到1915年1月26日启程回返。1914——1915年奥登堡考察团在敦煌的考察资料主要包括：①奥登堡旅行日记和其考察队员笔记两本；②关于莫高窟的著录，共著录洞窟177个，著录笔记共6本；③莫高窟壁画的临摹和用描图纸作的线描图；④杜丁关于敦煌壁画的笔记；⑤全部摄影黑白图片资料约2000张；⑥实测图和平面图。
奥登堡考察回国后，1915年5月2日，他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出示了照片资料、部分平面草图、在洞窟发现的供印刷用的维吾尔文活字，随后他报告了研究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上，协会接受了奥登堡提出的建议，决定奖励那些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考察队员。在1915年10月24日的会议上，奥登堡向协会提交了由罗姆别格在考察期间主要是在敦煌洞窟中所完成的彩色图画，这些画还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1914——1915年对敦煌洞窟考察的结果，收集到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达2000幅图片和画在麻布、绸缎和纸上的壁画人物的临摹画，10万个维吾尔文印刷活字和许多小方木块，这是研究印刷术史的重要资料。考察队所带来的维吾尔文、中文和藏文抄本大部分是有关古代维吾尔人社会经济生活内容的法律文件的片断。由俄国协会转交给亚洲博物馆的文件中还有一些以梵文写的信件（共6个片断），它们之中还有11张有关中亚梵文的音节表，这是一个名叫伊利迦扎诺夫的地方首领送给奥登堡的礼物。这样，赴敦煌考察的成果看来极其丰硕。
奥登堡收集的全部资料，以其对东突厥斯坦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大量史料而大大丰富了科学知识。俄国和外国研究东土尔其斯坦的学者常常参阅奥登堡考察所收集来的文献材料和艺术作品，可以这么说，有关东土尔其斯坦以往历史的每部著作，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出版，都会在某种成度上利用了奥登堡的考察结果。
二、文献收藏和整理研究
俄国的收集品来路多，内容广泛，因此也比较混乱。1961年12月7日，张铁弦先生在给王重民先生的信中说：“……苏联所藏‘敦煌文库’按孟什可夫序言所陈，知是三个来源：⑴、敦煌写本大部分为奥登堡(Oldenburg)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在敦煌所得，其中小部分为奥氏一九零九——一九一零年吐鲁番探检所得。⑵、一九零九——一九一零年俄人克洛特可夫(Krotkov)携来，未指明探检地点，大概亦出自吐鲁番？（数量甚少）⑶、俄学者马洛夫(Malov)和阗探检所得，年代未详。马氏为俄国著名突厥文专家，与Radlov氏齐名。（数量不多。）据此可知‘敦煌文库’(Fondo)杂吾新疆出土文物，而《佛名经》刻本年代问题，或可以一旁证也。……”据现有资料可知，俄藏敦煌文献中，彼得洛夫斯基所获和田出土梵文和于阗文写本、奥登堡所获敦煌文书、科兹洛夫所获黑城子文献为大宗。俄罗斯所藏敦煌写本情况，很久不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奥登堡及其“考察团”成员的旅行记和工作日志都藏在前苏联科学院档案库，一直没有公开。
1915年，奥登堡所劫遗书运抵彼得格勒。1929年，交给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现在文物部分收藏在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写本部分则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敦煌特藏”中，实际上，“敦煌特藏”中的一部分文书，并非来自敦煌，而是从新疆等地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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