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亚探险和文物收集 二、文献收藏和整理研究
“敦煌学”一词，据王冀青先生考证，最早出自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之口。1925年12月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中，石滨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1930年，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从陈寅恪先生的意思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姜先生把“敦煌学”之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已为广大学者所接受。对敦煌文献做过深入研究的周一良先生，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后来他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学科。”当代研究敦煌文献的专家荣新江先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说：“有关敦煌学的存在问题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从目前来看，敦煌学也确实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学所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写本，和我们常常使用的印本书籍材料不同，使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此外，这些资料都出自边远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需要对当地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比较合理地利用这批资料；而且，敦煌学提供了一些研究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等等问题的特殊材料，从而出现了新的课题供我们研究；此外，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日益壮大，而且逐渐概括出一些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大体上自有其研究范围，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可见，随着对敦煌及附近出土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学”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虽然含有偶然成分，但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却有其必然的因素。自1890年英军中尉鲍威尔在新疆库车买到部分出土古梵文经典，并写信向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孟加拉亚细亚学会总干事霍尔宁通报消息，这封信便成为敦煌学的起源。此后，东西方列强纷纷派出探险队、考察队，来敦煌及周边地区大肆盗掘，珍贵文献不断流散，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据说，第一个到敦煌收罗文献的便是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他于1905年到黑城盗掘文物，听说藏经洞之事，急忙赶到敦煌，用六包日用品骗换了两包古写本。其实，本文认为，真要讲俄国敦煌学之起源，至少还要再向前推35年，从普尔热瓦尔斯基1870年开始的“中央亚细亚考察”谈起。
一、中亚探险和文物收集
普尔热瓦尔斯基是以“第一个中央亚细亚考察家”在俄国和国外享有盛名的，他曾被誉为中亚探险三巨头（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之一。俄国人所谓“中央亚细亚”是根据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定义，指包括内外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和青藏高原在内的大约60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而普氏的考察即是针对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从1870年到1888年，普氏倾注他全部精力于“中央亚细亚考察”，前后达18年之久，先后亲自领导并实施了四次来华考察：第一次是蒙古探险，持续三年之久（1870—1873）；第二次是罗布泊探险，历时一年零八个月（1876——1878）；第三次是西藏探险，历时七个月（1879——1880）；第四次是青藏高原探险，历时两年（1883——1885）。其中，第三次考察途中，走访了敦煌千佛洞，在他此行的考察报告《从斋桑经哈密往西藏及黄河发源地》中，留下了关于那里的古迹的详细纪录。这些考察构成了他一生考察的主要内容，使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普氏的考察具有两面性：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亲历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行程总计3.2万公里，考察并校正了许多地点的相对地理位置，使亚洲这一地区的地图面貌为之一新。他还在一些地方进行过气象、气候观测，搜集了一些岩石、土壤样品。他四次考察共带走鸟类标本5010个，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鱼类标本近2400个。这些都为博物学和研究亚洲内陆动植物区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普氏生平留下了大量著作（包括考察报告、旅行记、报导、书信、日记等）、地图、照片、绘画和为数众多的各类实物，为地理学、中国边疆史地、中俄关系史以及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自然变迁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丰富资料。作为一名俄国军官，他又是一个为沙俄对华侵略扩张服务的殖民主义者。他的四次中亚考察，均由俄国政府批准支持并得到资金、物质等的大力帮助。这在他向俄军参谋部递交的《关于中国现状》、《关于回民起事的情报》以及《关于对华战争的新设想》等报告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沙皇俄国在吐鲁番地区的活动，开始在19世纪后期。公元1879年，俄国的植物学家里盖尔（又译为雷格尔）到达吐鲁番，他曾被称为近二百年来第一个到达吐鲁番的欧洲人。
19世纪80年代，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1837—1908）已经开始收集中亚文物和文献，并将他从喀什居民手中所获的一件贝叶型写本送给亚洲博物馆，由俄国科学院院士奥登堡加以研究，确定为梵文之外的一种用婆罗谜字母写的中亚古语（后来方知为于阗语）。1891年，奥登堡提请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敦促俄国驻喀什领事收集中亚古物并尽早派遣考察队前往中亚做考古调查。此后，俄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892——1893年的冬天，彼得罗夫斯基寄送给奥登堡一百余件得自库车、库尔勒、阿克苏居民的写本残片。彼得罗夫斯基死后两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通过奥登堡寄赠给俄国科学院一批相当数量的写本，许多写本上有彼得罗夫斯基的注记，推测是他从当地居民那里收集到而未来得及带走的。这批写本包括著名的梵文《妙法莲花经》，所谓于阗文“E”写本也在其中，还有一些吐火罗文材料。总之，彼得罗夫斯基所获新疆古代文献资料，计有251件梵文写本，23件梵文木板文书，297件于阗文献，3件龟兹文残卷，4件藏文写本，4件未比定文书，总共582项。
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和科兹洛夫率领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在新疆考察，获四组回鹘文写本和一些波斯文写本。具体情况在其撰写的《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中亚考察初步报告》和《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所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中亚考察队纪要》两文中有详细记载。
1896年，俄国著名旅行家、中亚学者科兹洛夫把成袋的梵文、汉文、回鹘文手稿残本送回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这些发现引起了俄国东方学者的注意。
1898年，俄国科学院派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人种学科学院院长克莱门茨（又译为克列门兹）受突厥学家拉德洛夫派遣，带队前往吐鲁番绿洲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考察该地区的佛教寺院遗址，为俄国对东突厥斯坦系统深入地研究作初步调查。克莱门茨考察了高昌故城、阿斯塔那、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和古墓遗址，测量了石窟等建筑，绘制了测量和壁画的草图，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收集了许多手写原稿和佛教壁画残片。克莱门茨用德文撰写了此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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