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法国的敦煌学者和对敦煌材料的进一步研究 。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9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但他的主要注意力并不在伯希和收集品，而主要是对保宁、斯坦因等人的收集品进行整理。

　　保罗·伯希和 （Paul Pelliot，1878—1945）是国际上公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学家、东方语言学家、中亚考古学家之一，同时，他也是敦煌研究的开山鼻祖之一。由于他在敦煌藏经洞中有目的的拣选，带给法国汉学界丰富的研究素材，法国的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也因此于1909年为他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使他能够和他的老师汉学讲座教授沙畹并立于法国最高学坛。但是由于伯希和兴趣太广，所以其主要的贡献和兴趣却集中于西域历史和语言方面，除了和日本学者羽田亨联名编印了两本《敦煌遗书》外，他自己几乎没有完成任何一本有关敦煌学的汉文专著。对于西域探险，他也不像斯坦因那样出版一本本的考古报告，而仅仅只作过两次讲演罢了。1920年之后，他甚至放弃了对敦煌卷子的编目工作，而此项工作先后由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中国学者王重民、美国的杨联？陆续完成初稿。伯希和本人似乎对敦煌盗宝事的影响十分清楚，曾记载过中国学者在北京的礼遇为“以德报怨”，所以曾积极促进中法研究工作的交流，对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也给予帮助。晚年的他则专心于对《马可·波罗游记》进行诠释而不再染指敦煌。

　　亨利·马伯乐 （Henri Maspéro，1883—1945）被认为是真正的法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1921年他接替沙畹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在马伯乐的所有论著中，与敦煌学有中亚学有关者不过10种，只占其著作的5%左右，其中与敦煌有直接关系者只有两种，一是他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详尽报告《亚洲腹地》提供的附录之一《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汉文墓志铭》，二是《斯坦因第三次中来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但是，由于后者是一部极重要的敦煌学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关于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资料唯一公开发表的录文、翻译与考释，所以马伯乐一直被认为是法国杰出的敦煌学家之一。二战爆发期间，巴黎被德军占据，马伯乐因其子参与爱国抵抗运动而被以“恐怖活动嫌疑罪”逮捕，并于那里病逝。《斯坦因第三次中来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也在他去世之后才得以面世。

　　1945年伯希和与马伯乐的去世，给法国的汉学界带来了无尽的损失。此后，法国的敦煌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道教研究方面。这一方面的研究，马伯乐早已开了个头。沙畹的另一个弟子葛兰言（M.Granet,1884—1940）是以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传说而闻名的。葛兰言的两个弟子石泰安（R.A.Stein）和康德谟（M.Kaltenmark）大力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成长起一批研究道教的专家，如施安舟（K.Schipper）、索安（A.Seidel）、苏远鸣（M.Soymié）、劳格文（J.Lagerwey）、穆瑞明（Ch.Mollier）等，都曾利用敦煌道教典籍来研究道教或道教史的研究。此外，华裔法国学者吴其昱也刊布了敦煌道教佚经《太玄真一本际经》。
佛教方面。这方面的专家主要是继马伯乐之后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的戴密微（P.Demiéville,1894—1979）。戴密微有着深厚的佛学功底，很早就注意到了敦煌文献中的禅宗写本，曾与王重民先生一同研讨了敦煌卷子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并于1952年出版了《拉萨僧诤记》 。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仍不断讲授禅宗典籍，并不时发表一些论文。

　　通俗文学作品方面。这一方面包括变文、曲子词、通俗诗、童蒙读物等，主要研究者也是戴密微。他翻译了饶宗颐的《敦煌曲》，译注了《王梵志诗》和《太公家教》，同时在授课时也讲解这方面内容并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
世俗文书方面。这一方面的难度相对较大，戴密微的学生之一谢和耐在利用敦煌文书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为法国汉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他在敦煌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于1956年发表了《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以后又对契约文书做过研究。但1975年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明末的社会和思想研究中去。幸运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被童丕（E.Trombert）先生继承下来了，他于1995年出版了《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目前，他正利用敦煌写本来研究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

　　此外，由于法国学者接触原件较为便利，所以书籍考古学方面很有成果，这方面的代表是戴仁（Jean-Pierre Drège）教授。他先后探讨了敦煌写本的物质特征的许多方面，如字体、装祯形式、武周新字、纸张、颜色、伪卷等，还出版了有关藏书制度和流通情况的专著。

　　在集体研究方面，除了上述的编目成果外，还出版了由苏远鸣主编的三册《敦煌研究论文集》，集中发表了法国敦煌研究小组的敦煌学研究成果。2000年，法国远东学院法英双语刊物《远东研究纪要》第11卷由戴仁任特邀主编，作为“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敦煌学新研”专号出版；《法国汉学》第五辑也作为“敦煌学专号”出版；此两刊集中发表了近期法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 。

　　第四，笔者对法国敦煌学的一点看法。法国的汉学一直领先于世界，中国学者早有汉学之中心巴黎与西京之叹，也正基于此，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个案极为深入。而且，由于法国对伯希和探险团收集品的保护十分精心，所以在对文物整理方面很是细致，特别是对文献材料的编目，对写本的一些基本特征均作了记录。但法国的这项工作的进行相对缓慢，汉文写本目录的第1册早在1955年就已完成，但直到1970年才得以出版；而考察团所留下的档案材料更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全部面世。早期的法国敦煌学者很注重与中国学者的合作，但这种趋势似乎日渐衰退，法国在敦煌学方面的国际声势不如当年。此外，从以上述的法国敦煌学者来看，他们中一些人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敦煌研究方面，只因为他们曾经作过一些关于敦煌的研究，我们就称他们为法国敦煌学者，这样是否合适呢。对于约定俗成的名称笔者不敢给予否定，但其中的欠妥之处不言自明。

　　最后，还有一在各国敦煌学界都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关于敦煌的研究来说，到底“敦煌学”这一名称合不合适。我将萨义德的一句话 引用于此，“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这句话中的“东方学”似乎完全可以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敦煌学”。两者都以一个地理性的名称命名学科。“东方学”和“敦煌学”这两个名称都是极为抽象的，我们无法将它归入任何一种的具体的学科当中，事实也的确如此，两者都是涵盖多种学科的研究，甚至是文理兼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东方学”一词渐渐为人们所放弃，那么“敦煌学”的未来又将如何，我们不妨加以思考。

　　（兰州大学敦煌所 赵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