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驼马队到网络，敦煌文书“回家”路有多长

　　在此番“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引发风波之前，香港媒体一篇题为《中国学者欲索还敦煌文物》的报道，让兰州大学教授王冀青深陷舆论风波。此后，又有兰州媒体称王冀青否认曾有索还敦煌文物的行为。

　　对此，中新社早在2004年有报道称：王冀青表示海外索还文物“越有挑战性，我越要做！”并称，“哪怕臭名昭著，我也要将课题进行到底。”

　　今年6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王冀青透露自己眼下正致力于摸清文书流失的途径、家底、真相，在学术层面找事实。他同时强调“我们一两个人喊没有力量，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重视。”

　　文物回归涉及一系列的法律、公约，是政府间的行为。在敦煌文书“完璧归赵”还遥遥无期之时，也有学者表达出务实的态度。

　　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坦言，索回文物历程相当艰难。他建议，国家应该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艰苦的努力。每次给本科生讲授敦煌学内容，李并成教授总要从法理层面梳理敦煌文书外流的非法性。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中国人要搞的就是研究，做不了的事情可以先放着，留给后人来做，我们这代人就应该脚踏实地做点实事。”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他表示，研究是关键，应该把敦煌文献纳入民族文化的大视野下予以审视。敦煌学也应该和相应的学科相结合，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整理研究。

　　百余年前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献，价值独特，从而诞生了一门以文献为基础的敦煌学。在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眼里，正是由于敦煌文书，让今人的视野回归到了千年之前，可以直接和古人对话，面对面地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从而更能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

　　相比学术前辈，刘永明不无幸运地说，“我们很占便宜。”他真切地感受到，1994年自己读硕士的时候，《敦煌宝藏》的出版，极大地方便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但由于是翻拍缩微胶卷而得，因技术所限，仍有很多地方模模糊糊看不清楚。

　　而之前的敦煌学者要搞学问，赖以研究的基础从抄录到无底板黑白照片再到缩微胶卷，学术研究受资料所限。

　　“我们敦煌学是和第一手资料打交道。”刘永明说，技术手段的发达，恰恰解决了敦煌学研究中的资源瓶颈。

　　对此，王冀青教授深有同感：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做论文，受资料所限，很多情况下只能在前人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正，论文难有深度。当时除非亲自去国外，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英、法所藏敦煌文书多卷本大型图录印行。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即利用计算机来加工和存储所采集到的文书数字信息，给敦煌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数字化颇有研究的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韩春平说，数字化带给敦煌学研究者的便利在于随时随地都可以共享资源。这种变化是巨大的，网络扩大了对文献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盟其中，而不是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

　　另外，数字化提高了文献保护的技能，文书的修复往往需要以计算机为辅助。他特别强调的是，由中、英、法、德、俄、日等多国参与共建的国际敦煌项目（IDP），被誉为“理想的学术资源库”。该项目所属的网上数据库，可以免费向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数以万计的文书目录、图像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从驼马队到网络，品读百年历程，作为一名敦煌学研究者的韩春平，感慨系于笔端：“借助四通八达的网络，文书‘回归’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同时也经历了从劫难到辉煌的历程。”

　　但韩春平明白，这种“回归”，“只是一种虚拟的回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物回归。”

　　前往兰州讲学的南华大学郑阿财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即使打国际官司也无济于事。“与其旷日持久地打国际官司，对簿公堂，伤彼此感情，不如加强合作。”郑阿财希望更多站在学术的立场，“不一定强求文物为我们所有，但求为大家所用。”

　　在他看来，文书的回归实属困难，“真正回归是不可能的”，可以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书象征性地表达意愿，也是对全体国民有一个交代。

　　尽管IDP还存在速度太慢、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的诸多缺陷，郑阿财教授笑称是“学者被机器绑住了”，但他对IDP仍寄予期望，认为当下比较实际的是加快数字化速度，加快学术的交流与合作。

　　（部分史料内容参照刘诗平、孟宪实所著《敦煌百年》，刘进宝所著《藏经洞之谜》，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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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文书流散记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四块马蹄银（合2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购了24箱写本和佛画。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进入藏经洞，经过3个星期精心挑选，大量敦煌宝藏被运往巴黎。

　　1912年，年仅18岁的日本人橘瑞超到达敦煌，把“斯坦因拿剩的和道士隐藏放置”的大约600份经卷带回日本。

　　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把藏经洞刨了个底朝天，成为最后一个从敦煌藏经洞劫走大宗宝藏的外国人。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在莫高窟粘取壁画12幅，粘剥未逞损毁壁画十余幅，取彩塑两尊。

　　敦煌文书知多少

　　中国：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敦煌文献的最大收藏单位，约有16000余号，约占世界敦煌文书的三分之一强。

　　比较重要的收藏单位还有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

　　其中，甘藏敦煌文献主要集中在敦煌、兰州两个点和河西走廊一线。这反映出藏经洞发现后，敦煌文献在甘肃省内的流散路线和重点地区。其中敦煌研究院藏品件数最多，但残卷碎片较多，平均每件卷长不足0．74米。另外，酒泉、定西、永登、高台、张掖等市县博物馆各存有部分卷子。

　　另外，台湾的敦煌文书大约有150个卷子，多为佛经。

　　英国：

　　斯坦因收集品中，凡是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文献皆归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保管；凡是于阗文、龟兹文、藏文等文献皆归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管，绘画则由资助斯坦因探险的英国、印度分藏。

　　英博所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是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精华之一。迄今为止，英国大约收藏16000号。由于斯坦因最早进入藏经洞直接获得大批卷子，王道士又是把大捆的因而比较完整的卷子最先提出来，所以英藏卷子最多而又最长（俄藏号数虽多，但分量并不大）。

　　法国：

　　法国敦煌文献全部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约有7000多号。有汉文写本3600余号，回鹘文写本300余号，粟特文写本78号，于阗文写本66号，藏文写本2216号，另有梵文写本若干卷和未编号藏文写本900余号。由于伯希和精通古汉语和多种其他文字，又有时间在藏经洞中直接挑选，所以法藏卷子内容最精、最广。

　　俄罗斯：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院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世界上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迄今为止有19000多号，但多为残片。俄藏文献虽称“敦煌”，其实成分十分复杂，有许多是出自藏经洞之外的敦煌地区以及黑水城等地，时代也早晚悬殊，因此它们的应用还须细加考定方可；又俄藏卷子因取得时间最晚，所以残片占主体，号数虽多而内容仍无法超越英、法藏卷。

　　日本：

　　日本的敦煌文书大约有2000多号，主要分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三井文库、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的书道博物馆、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