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1907年6月的一个傍晚。满载24箱经卷和5箱佛画的一支驼马队悄然离开敦煌。 　　带队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志得意满得。区区数十块银两的代价，就令他一夜之间名噪英伦三岛。

　　100年后的2007年，5月17日至19日，“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如期在伦敦召开，会议主办方借此纪念斯坦因中亚考古100年。

　　这一所谓的“纪念”行为，立即遭到与会中国学者的反对。中国学者奋起反驳：1907年斯坦因的盗取，是敦煌文物向国外流散的起始点，而不是敦煌文物发现和敦煌学研究的起始点，以此界定敦煌学百年没有认同性，也有伤中国人感情。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文书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而百年敦煌文书的沧桑史，折射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并成感慨万千。

　　站在百年的门槛上，回望历史，回到记忆深处，回望历史人物，回到历史细节，李并成非常感叹，“国运兴，则学运兴”。

　　敦煌文书的发现，可谓生不逢时。

　　1900年6月22日，在中国西北之一角的敦煌，王道士偶然间打破壁画，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洞口，里头有“白包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

　　而此时，清王朝摇摇欲坠。东边，八国联军的枪炮打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眼看清王朝都城不保。

　　107年后的今天，作为国内研究斯坦因的权威学者，王冀青教授连连叹其不幸，“敦煌文物刚好在1900年发现，确实不幸，它的命运明摆着只有一条，我们这个民族保不住它。”

　　敦煌文书的发现，并没有率先在中国学者中引发反响。清末的学术凋敝难堪，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真正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假的国学家正在喝酒打牌。”

　　历史的轨迹，不经意间在一个细节处悄悄改变。

　　敦煌文书发现后，甘肃学台叶昌炽曾建议甘肃当局将敦煌文物全部运到省会兰州保管，遭到拒绝的理由是需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当局只命敦煌县令检点封存，由王道士就地保管。

　　这时候，野心勃勃的斯坦因来了。时任阿克苏道尹的潘震对其礼遇有加，大开方便之门。他曾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所有这些古代资料要搬到遥远的西方？”斯坦因默默无语，当转而被问及其他一些细节时，斯坦因才大大松了口气。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几个月后的1908年2月25日，“识货的”法国人伯希和出现在莫高窟前。

　　一头扎进藏经洞，“惊得呆若木鸡”的伯希和自称“每小时阅百卷，浏览典籍之速，堪与行驶中的汽车相比拟。”

　　精通中国历史的伯希和斩获颇丰。返回兰州时，曾虚惊一场，被甘肃臬司拘留，但很快被释放，历史给予敦煌文书保护的一线机会又悄然错过。

　　此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闻风而至，接着满载而归。

　　年仅18岁的橘瑞超，作为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的主力，对文物的挖掘是疯狂的——不论是坟墓还是古城遗址，不作考古记录，甚至连文物的出土地点也不注明。

　　奥登堡将藏经洞掘地三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考察。迟到的美国人，把目光盯向敦煌壁画。带着早已备好的分离壁画的化学溶液，剥离壁画12幅。

　　20世纪30年代，《敦煌劫余录》出版，陈寅恪作序，其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现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文书已然流散，研究岂能再落人后

　　敦煌文书四分五裂的现状，100年来，始终深深刺痛着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学者。

　　1909年，北京六国饭店。伯希和向中国学界名流讲述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并透露：藏经洞还未全空，他没有取完，不然太“伤廉”，即有损廉洁。

　　得知伯希和敦煌获宝，学术中人纷纷走访。著名学者罗振玉在私人信函中用“可喜、可恨、可悲”表达自己的心情。可恨者，“已大半运回法国”；可悲者，“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这是当时中国学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罗振玉开始积极奔走。他立即报告学部，请求火速拍电报令陕甘总督毛庆藩购买并运至学部。经费事先垫付，由学部偿还。学部同意发电，但对“还款”不同意。考虑到甘肃经济贫困，罗振玉又急忙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协商，由大学堂出钱购买。答复是，“大学无此款”。罗振玉急了。“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廷琛这才答应了。

　　8000卷文书从敦煌运到北京，一路上多灾多难。甘肃境内的地方官绅热衷盗窃，导致一路不少经卷流失。劫后残余的敦煌文书运至北京也不是一帆风顺，藏书大家李盛铎，学界名流刘廷琛、方而谦等人监守自盗，把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

　　远在敦煌的王道士露出狡猾性情，也私匿了一批卷子。这为后来的盗宝者再次得手埋下隐患。

　　有形的文书已经流散至国外，研究再不能落人后尘，中国学者奋起直追。

　　敦煌学的雏形，也由此起步。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的，依旧是陈寅恪，依旧来自《敦煌劫余录》。在那篇著名的序言里，陈寅恪这样说，敦煌学“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不少中国学者远赴欧洲，查阅已经流失的敦煌文书。伦敦、巴黎的异国他乡留下一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寻梦足迹。

　　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王重民前往巴黎。有人统计，王重民在5年间，把节假日计算在内，除去占用了近一半时间看太平天国的史料，他每天要看五六个敦煌卷子，并做详细抄录，这还不包括他对伯希和劫经进行编目。

　　此外，王重民还拍摄了3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他古籍的缩微照片。先行翻阅，摘录题跋，叙其梗概。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敦煌古籍叙录》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

　　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王重民说：“重民在欧洲流落了几年，受了不少洋气，也算看了一点洋玩意儿（在东方学方面），所以图强之心非常迫切。”

　　另一位派往伦敦的向达备受刁难和白眼，生活津贴无着落，但忍辱负重，或抄录，或拍照，或做卡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1925年，在藏经洞发现25年之后，中国学者陈万里终于第一次踏上西行的旅途。临别，学界名流相送，赠言、留影让陈万里深感难忘。车站送别的人群中就有已经60岁的罗振玉。

　　有人说，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感人的一幕。身负重托的陈万里不负众望，此行不但粉碎了华尔纳再次盗宝的阴谋，而且在3天15个小时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回眸百年，常书鸿的名字不得不提。1943年5月为张大千一行送行时，张大千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遥遥无期的徒刑呀。”

　　在众人的努力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在常书鸿的带领下，研究人员住破庙马厩，食苦水和面，在满眼风沙的塞外，修筑围墙，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

　　两年之后，妻子毅然离开。先是不辞而别，然后登报离婚。而常书鸿选择了坚守。

　　“文革”十年，敦煌学的研究在祖国大陆几乎停滞。

　　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句话，刺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1983年8月15日，注定要写进中国敦煌学史。这一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举行。李并成教授作为代表列席此次会议。他还清楚地记得，来自各地近200名专家云集兰州，兴奋地讨论着，交流着。

　　1988年，敦煌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中国敦煌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