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记：一部佛教毗婆沙论经典的回鹘文译本》和《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十卷》、拉克（Larry V.clark）《突厥文摩尼教贝叶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理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回鹘文残卷的主要论著有茅埃（Dieter Maue）《柏林吐鲁番发现品中的梵文回鹘文双语文献》、劳特（Jens Peter Laut）《早期突厥佛教及其文献遗存、,埃乐斯（Gerhard Ehlers）《古代突厥语写本》第二卷。
二战后担负起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工作重任的是恒宁的弟子博伊斯（Mary Boyce）。恒宁在战后发表了《两件摩尼教法术文献》一文，而博伊斯把属于《胡威达曼》和《安格罗南》两大赞美诗的许多断片经过严密的比定、缀合而整理成《帕提亚语摩尼教赞美诗集》一书。此后她又调查了收藏在东西德国的中古伊朗语写本原件，编写了《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摩尼文字所写伊朗语写本目录》，详细地著录了每一件属于摩尼教系统的中古伊朗语文献及其研究情况，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工具。博伊斯还编写了《摩尼教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读本》，并转写、注释了这两种语言所写的主要文献《摩尼教中古波食语和帕提亚语词汇表》，汇集了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便于查找的词汇，属工具类书籍，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东德伊朗语专家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博士主要承担了系统整理刊布伊朗语文献的工作。他陆续发表了《伊朗语摩尼教文献传统中的基督教福音书》、《摩尼从事大早期传教事业》、《再论摩尼从事的早期传教事业》、《中古波斯语摩尼教代人祈祷布道书残卷》、《摩尼<大力士经.>的新残卷》、《伊朗语摩尼教散文体 》、《有关“生灵的十四个伤口”的残卷》、《伊朗语摩尼教教史文献研究》等论文及专著《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的摩尼教创造宇宙与譬喻文献》、《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教史文献》两部，文中对前人已刊文献多有订正，同时发表了大量前人未发表的文献。
粟特语摩尼教文献研究方面，二战后，恒宁的弟子格施威彻（Ilya Gershevitch）编撰的《摩尼文粟特语语法》中，刊出了许多未刊的德国藏粟特语写本，而德国所藏粟特语文献的刊布工作主要由宗德曼来进行。二战后，宗德曼出版了专著《摩尼教粟特语譬喻书》和论文《摩尼文粟特语信札解读问题》、《摩尼教查拉图士特拉传说残片等》。在粟特语佛教文献方面，二战后，有乌兹（W·A·Utz）博士的论文《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一件未刊的粟特语译本<大乘大般涅槃经》,可惜未正式出版。
二战后，韩森出版了《柏林藏粟特语文献》第二集，但其中的错误也是很多的。为此,邦旺斯尼特连续发表《几篇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一）、（二）纠正了其错误。施瓦茨（M.Schwartz）在其博士论文《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中，详细地研究了其中的几篇文献。1973年以后，辛姆斯—威廉姆斯又对韩森发表的写本进行了重新整理研究，出版了《基督教粟特语写本C2号研究》，此书不但含盖了韩森已刊出的C2号写本，还将新比定出的64件未刊的写本也收录里边。这本书最明显的特点是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文献又作了精心的转写、翻译和详尽的注释,并且在书后附有图版。宗德曼也发表了《中亚发现的粟特语教史残片》和《学生向老师提问：粟特语圣经文献的谜语》。
二战后，图木舒克语文残卷的解读和研究工作由贝利（Harod W.Bailey）和恩默瑞克（Ronald E.Emmerick）承担，他们又刊布过一些文书的图版。可惜的是由于材料太少，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的进展步伐很慢。目前，属于这种古语所写的文书由茅埃和施杰我（Prods O.SKjaerv）合作整理，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揭开其神秘面纱，改变其目前被称为“死语言”的状况。
吐鲁番出土的梵文写本的整理研究方面，吕斯德是开创者和奠基人，吕斯德本人整理梵文佛典的其它成果，大都收入他的《印度语文论集》一书中，该书在他死后的1937年被结集出版。二战后，这一工作由吕斯德的弟子瓦尔德斯密特承担。《从锡兰到吐鲁番》是他校订梵文断片的论文集。他的最主要成果是被《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列为德国东方学会主编的大型丛书《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V）的第十卷的《吐鲁番发现的梵文写本丛刊》，到上世纪的1996年陆续出版《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共七卷，包括1—1599号梵文写本目录，也含有对于许多残卷的转写、翻译、注释及词汇索引等。除此之外，《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以补编等辅助性刊物，用于发表对某一种文献的整理结果或某种与《丛刊》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
德国所藏吐火罗语研究方面，二战后，托玛斯（Werner Thomas）在西格和西格林合著的《吐火罗残卷》的基础之上，又做了一些校订和补充工作，发表了1—116号的转写。以下各卷尚未出版。
藏文资料由陶贝（Manfred Taube）负责整理研究。1980年，的研究专著《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藏文文献合集》，主要包含了元代的一些材料。1989年,随着东欧巨变，东西德国的统一，将原来分散藏的在几个博物馆馆中的德国吐鲁番收集品进行了集中，其中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绝大部分的文献写本、少数美术品，而同样位于柏林的印度艺术博物馆收藏着德吐鲁番探险队所获的美术品及少量的文献。文献的集中收藏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1990年，宗德曼在《帕提亚语摩尼教赞美诗集》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迄今所知这两部重要的摩尼教赞美诗集的所有残片。最近，宗教史家克林凯特从摩尼教研究的角度，翻译了中国伊朗语和回鹘语摩尼教赞美诗及其它相关的一些文献。著成《丝绸之路上的诺斯替教——中亚发现的诺斯替教文献》一书。
此外，曾参加了德国几次吐鲁番考古的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都有很多的考古报告，是研究德国中亚探险史不可或缺的资料。第一次考察格伦威德尔的报告《1902——1903年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6年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第二次勒考克的考察报告，用英文写成，《普鲁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09年号上。另外，勒考克还有第二次考察的个人旅行记，《新疆古希腊化遗址——德国第二、三次吐鲁番考察报告》，1926年在莱比锡出版，该书由巴威尔翻译成英文，取名为《新疆地下埋藏的宝藏》，1928年在伦敦出版，1934年，在南京蒙藏委员会出版了郑宝善根据英文翻译的《新疆之文化宝藏》。格伦威德尔在第三次考察结束后，分别于1912年和1920年在柏林整理出版了两部正式的考古报告《新疆古代佛教胜地—1906—1907年在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绿洲的考古工作》和《古代龟兹》。1940年，勒考克出版了他的第四次新疆吐鲁番考古报告，命名为《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探险报告》。
除了考古报告以外，勒考克还和瓦尔德施密特合编了七卷本的《中亚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于1922——1933年间于柏林陆续出版，这本书主要刊布的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所获美术品的图版，共分七卷，第一卷为雕塑，第二卷为摩尼教细密画，第三到第七卷为壁画，是研究中亚艺术史、摩尼教经典和壁画榜题的必备参考文献。此外，勒考克还著有《中亚艺术史图》一书。这些报告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吐鲁番文献的第一手资料。
德国汉学研究也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尤其是文书写本，大多为非汉文的文献典籍。所以，德国汉学研究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侧重于对回鹘文、伊朗语、梵语的研究，并且，在对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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