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同他相会。所以勒考克只好放弃了前往敦煌考察的计划，立即起身经过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巴楚前往喀什于格伦威德尔会合，24天以后到达了喀什。但不巧的是格伦威德尔在经过俄罗斯时其所带行李丢失，这样一直耽搁到1905年12月底才到喀什。由于上述原因，致使勒考克前往敦煌的计划搁浅，再加上后来两人在对待壁画方面的分歧，很可能是后来导致二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格伦威德尔到达喀什与勒考克会合，同时也标志皇家普鲁士第三次吐鲁番考察的正式开始。
第三次皇家普鲁士考察队由格伦威德尔任队长，勒考考克为副，队员除了参加过第一次考察的巴图斯以外，另外又加入了一名新队员波尔特（Referendar Pohrt），是格伦威德尔从德国带来的。
他们先在马拉尔巴什附近的图木舒克遗址进行发掘，由于听他们所雇当地仆人说，克孜尔有一大群石库，由于地形比较隐蔽，再加之有很多可怕的关于魔怪的传说，所以，当地人很少有人前往，外国人也很少涉足。所以格伦威德尔决定将库车作为第一个考察的重点地区。为了考察的方便，格伦威德尔根据窟内某些艺术品的特点和内容对洞窟进行了编号，但由于编号五花八门，所以给后来的研究工作造成诸多不便。
由于格伦威德尔是佛教美术史专家，当他看到克孜尔精美绝伦的壁画时，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把它们全部临摹下来，其喜乐之情不言自溢，正如1906年4月12日他致友人的信中反映当时的兴奋心情时所说：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佛教艺术发展的可靠的依据，首先是寻找古代罗马帝国等地的美术传到远方的路线。在这里看到的一切真使我大喜过望。但愿我有更多的手能将这些壁画全部临摹下来。
由于格伦威德尔痴迷于对壁画的临摹，也无法顾及勒考克的所作所为，所以勒考克就背着他肆无忌惮地剥离切割壁画,使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遭到了无以复加的破坏。后来由于勒考克剥取壁画太多，对洞窟的破坏太大而受到中外学者的许多非议。
结束了将近四个月的克孜尔发掘后，格伦威德尔一行于1906年5月前往位于库尔勒和焉耆之间的舒尔楚克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一批写本和泥塑。6月下旬，勒考克经多方打听，探听到英国斯坦因正准备从罗布泊向吐鲁番进发，法国的伯希和也已经离开了巴黎正在向中亚挺进，便建议格伦威德尔应抢在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前面去吐鲁番。而他本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放弃了随同格伦威德尔去吐鲁番考察的计划，并打算经喀什噶尔过喀喇昆仑山口到印度然后经海道返回法国。之后，格伦威德尔率领波尔特、巴图斯二人前往吐鲁番和哈密又进行了持续达九个月的考察，发现了大量的壁画、雕塑、绢布画以及古代写本文献。第三次皇家普鲁士考查队所获文物有128箱之多，总重达10000公斤。
第三次考查结束后不久，病愈不久的勒考克在中亚精美艺术品的诱惑下，于1912年准备再次前往新疆考察。但此时的中国满清王朝已被辛亥革命的暴风骤雨所推翻，新疆处于混乱之中。1913年末，勒考克和巴图斯不顾德国外交部的警方，开始了他们的中亚第四次探险。这次探险从1913年11月持续到1914年12月，大约12个月时间。他们先后发掘了克孜尔、苏巴什、塞姆森木等石窟或石窟群及苏巴什古城和东部的库木吐拉，又西行发掘了图木舒克。这次盗掘除获得大量梵文典籍之外，跟第三次一样，又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切割了大量壁画。获得各种文献和壁画总计156箱,总重约12000公斤。
从德国四次中亚探险所获文物的重量上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第三、第四次考查收获品的重量有很大增长，这主要是勒考克和巴图斯一起切割了大量壁画的缘故，并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
由于德国的四次探险活动都命名为“德国吐鲁番考查队”（Deutsohe Turfan-Expeditionen）或者“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查队”（后三次）（Koein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命名，所以后来的人们为了使这些收集品作为一个整体，从而笼统地把他们从吐鲁番以外的库车、喀什、哈密、木头沟、吐峪沟等地收集的遗物都被冠以“吐鲁番收藏品”之名。这些收集品包含了据称大约有3万份左右的文献、写本、刻本、。它们分别用汉、回鹘、藏、蒙古、于阗、粟特、安息、西夏、婆罗谜、突厥、摩尼、福音体等文字,或写于桦树皮、贝叶或纸张上,也有极少数写在竹简和皮革上，共用了17种语言、24种文字。此外，有用切割技术剥下的精美绝伦的壁画约600幅左右。其它的艺术品有不计其数的各种雕塑品（包含泥塑、木雕、铜雕）、绘画（有绢画、布画、木版画）、挂毯、刺绣、陶器、印玺、木乃伊等。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所 陈双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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