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从而也确立了格伦威德尔在佛教美术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格伦威德尔在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艺术对东亚中国、日本佛教造像的影响。他指出昔日的巴克特里亚的东北阿富汗和西北印度的希腊艺术的形式，大约在基督纪元初，已经被佛教所利用，稍加变化，而创造神及圣哲的肖像。于是佛教经帕米尔，复经喀喇昆仑山到新疆，后渐传到中国、高丽和日本。同时他也做出了科学的推测：以犍陀罗艺术为主的印度佛教艺术在向中国、日本的传播过程中，必定经过一个媒介地区，而他认定这一媒介地区一定在中亚。所以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格伦威德尔将佛教艺术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中亚地区。格伦威德尔和他的助手缪勒（F·W·K·Müller）并希望能在东亚佛教艺术和古代希腊、罗马之间找到联系。格伦威德尔也更确切地推断出，希腊类型和东亚类型之间的联系只能在新疆地区找到。基于这一观点，他计划对这一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考察，以验证他的这一推测的正确性。
瑞典人斯文·赫定成功的新疆之行，在世界考古史上是一次成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1894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开始了他对新疆的大规模考察。他曾经在中国西部沙漠高原地区游历探险过八次。这次探险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境内。他先取道马尔格朗和帕米尔哨所到喀什噶尔，再从喀什噶尔前往喀拉湖、帕米尔冰川、穆士塔格山进行考察，然后返回喀什噶尔过冬。次年春天，从麦盖提出发，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断水后他空手爬出，在过路商人的帮助下回到了喀什噶尔。此后，经过一段时间修养，他重新置办仪器，从和阗出发，再次闯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沿和阗河的支流玉龙喀什河北进，又沿克里雅河向东北方深入，断水两天后终于到了塔里木河岸，过河到沙雅，后又绕道库尔勒、若羌、且末等地回到了和阗。他两次钻进人迹罕至，风沙弥漫的塔克拉马干大沙漠，考察了两个古代遗址，带回了许多文物。
离开和阗后，他们经戈德菲尔德山口翻越昆仑山口前往西藏，然后又折向东北到达柴达木，再经由西宁、兰州到鄂尔多斯再到北京，最后取道库伦和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回。他这次的探险考察全程为1万多英里，其中有两千多英里是从前欧洲探险家们从未涉足之地。后来他写成了《走过亚洲》和《亚洲沙漠行记》两本著作，详细描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经历。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察有力地说明塔克拉马干并不是不可穿越的魔鬼之地，新疆地区的居民并非对外来人充满恶意，安全地考察这一地区是完全可能的。
从1893年格伦威德尔计划到中亚地区考察再到他最终成行的1902年将近十年时间里，除了具有开拓性的瑞典的斯文·赫定的考古探险以外，有1893年6月英国人厄尔（Earl）率领探险队在新疆的考察；1893年8月，俄国探险家罗博洛夫斯基(PoбopoBcий)和柯兹洛夫(Koэлob)率领探险队考察中国西部；1894年俄国奥布鲁切夫(OбpyчeB)为首的探察队前往天山东部和西藏边缘探察；1895年俄国的克列门兹探察队也曾到过新疆探察，以及由法国人沙凡尼昂(Chafdfanion)，邦宁(C·Bonin)，1898年德国地质学家菲特雷尔(K·Futterer)和霍尔德雷尔(Holderer)，英国人伊威(C·S·ves)；1899年斯文赫定又进行他的第五次旅游探察，1900年匈牙利人阿尔玛西(almasy)和斯屯麦尔Stummer)；1902年的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德人默茨巴赫(Merzbacher)的考察；1903年初美国地质学家庞伯里(Pumpelly)，亨廷顿(Huntington)在新疆的考察，这些人的成功考察，无不激发了格伦威德尔探察中亚文物的热情，但最值得一提的也是促使格伦威德尔最终下定决心考察的事件有二：
一是俄国科学院季米特里·克来门兹在1898年的考察活动。他考察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都亦都护城、高昌、吐峪沟、木头沟和其它一些古代遗址和墓葬，获得不少汉文、梵文及其它少数民族文字（即所谓胡语）书写的古代文书及古石刻。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发表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科学院学报上。1899年10月14日，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W·W·Ladloff 1837―1918）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惊人发现，引起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虽然这一次考察的考古收集品运到俄国的很少，但这次考古的发现却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获得的那些文献写本。缪勒（F:W·K·Müller）教授从中释读出一些是用福体文字(Estrangelo)书写的很早以前就已泯灭的古代摩尼教文献，皮斯开尔(Pischel)教授发现了一部分由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这些发现，立即吸引了许多东方学家们的注意力，并且极大地调动了许多对吐鲁番及其附近的古代遗存的极大兴趣。为此，在皮斯开尔教授主持下，在柏林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沙宙Sachau)、哈尔纳克(Harnack)、缪勒、哈特曼(Hartmarn)、弗伊(Foy)以及格伦威德尔等学者组成。由此也足见德国东方学者对此事的高度关注。
1902年在汉堡举行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会议根据格伦威德尔的建议，该国际协会正式定名为“中亚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国际协会”，总部设在圣彼得堡，其中央委员会被定名为“俄国委员会”实际上，由于拉德洛夫的介绍，在此之前，不仅俄国，其它东西方列强也都已将盗掘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吐鲁番。可以说，克列门兹的发现，对于后来吐鲁番文献盗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件事情是英国施旅行家斯坦因在英属印度政府、大英博物馆、英政府的支助下，于1901年完成了他的和阗（位于新疆西南部）之行，并在后来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公布了他的考察发现。
显然，德国的第一次考察是受了俄国的季米特里·克莱门兹和英国斯坦因所获巨大成就的诱惑。由此，德国开始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考古考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所 陈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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