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在为陈垣先生的著作《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其实，从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的全文文意领会，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从今天敦煌学的发展来看，敦煌学所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敦煌藏经洞所出土文书的研究范围。后来，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牒，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姜亮夫先生特别强调应当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使敦煌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
今天，凡是与吐鲁番、西域、敦煌出土的文物以及对这些地区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有关的，甚至对西域、敦煌考古和对这些地区出土文物研究的历史也被纳入到了敦煌学的范围。
如果说，把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作为敦煌起源的话，那么，19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俄国为了侵略我们西北地区，所进行的军事、经济、地理考察，同时，所进行的考古考察和文物的搜集，可以算作是敦煌学的最初萌芽。继俄国之后，最早到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和文物搜集的还有德国、英国、瑞典、日本、法国和美国的探险家和文物考古专家。其中俄国人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考古活动最频繁，盗掘文物的规模、范围，盗掘的数量也最大。其次为德国，德国先后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了三次对新疆吐鲁番地区的考察，所获文物数量惊人，并由此奠定了德国敦煌学之基础。
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的缘起
中国古代的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新疆吐鲁番地区正好处在狭义所指的西域范围之内。吐鲁番地区盆地北有博格达山，南有库鲁克塔格山，东西长245公里，南北宽75公里，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其中，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由于比较低洼，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气候非常干热，曾经有过月平均气温在38摄氏度以上，日40摄氏度以上的记录。此处降雨量仅为3.9——25.5毫米，而年蒸发量却最高达3825毫米，日照时数长，同时无霜期也长，这样的气候对保存古代遗存的文物是一种天然有利的条件。而吐鲁番高昌地区正好是内地通向古代西域的门户，所以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处在交通的十字路口。正是这个十字路口，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吐鲁番地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在西汉政府派张骞出使西域时，据张骞记载西域已有36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公元前2世纪，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立僮仆都尉，并以此为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进攻西汉。西汉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准备，最终打败了匈奴，在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当时称之为都护府。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开始确立。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
东汉继续了对西域的经营，虽然东汉以后，中原王朝不断地内乱，朝代更替频繁，但几乎每一个中原王朝并未因内乱而放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隋唐的大一统，为经营西域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640年，唐灭鞠智盛，建立西州，正式将吐鲁番纳入中央版图。此后不久在交河建立安西都护府，并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土地制度。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知道，吐鲁番地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这一地区独特的气候类型，是保护文物的最好的天然场所，所以保留了大量的汉文化的遗迹。
此外，由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北临俄罗斯帝国，西接伊朗，西南和南部接临印度。其地理位置正如季羡林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说：“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正因为新疆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无庸置疑地成为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同时又是民族纷争和交融最集中的地方，多种文明在这里交融、碰撞，从这条古老而遥远的大动脉附近的城市、坟墓、寺庙废墟中，保存了至少有24种文字拼写的17种语言的文书，以及大量的石窟遗址、雕塑品、壁画、丝绢画和难以数计的其它文物珍宝，这些文物清楚地反映在长达几个世纪中，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的传入，在当地分散在众多绿洲上的城市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佛教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巧妙地融合了印度、中国、波斯以及亚历山大帝国时期的古典希腊艺术的一些风格特点，从而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西域艺术。
然而就在那时，丝绸之路开始慢慢地衰落。随着中国封建中央政府对丝绸之路上的这块地区控制权的丧失，性好掠夺的匈奴人及其它一些好战的游牧部落开始占据了这一地区。这样，东西方的交通陷于停顿，再加上生活在这一地区沙漠绿洲中的人们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灌溉系统的忽视与破坏，这些绿洲上的居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大约在10世纪，整个这一地区又陷入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
那些曾经一度繁荣起来的大小城镇和他们孕育出的文明都一同被掩埋在了漫漫黄沙之下。唯一留下来的就只有那些神奇的伊斯兰教的故事传说：有一些充满了财宝的城市被埋在了暴戾恣睢的塔克拉码干大沙漠的深处。这是真主很久以前，因为看不惯这些城市中居民的邪恶不端的行为，而把他们埋起来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足够的毅力与勇气去面对这片神秘的大沙漠的自然的与超自然的恐怖。
另外，据这一时期欧洲人对这一地区居民的普遍看法：据说这一地区的居民对外来人充满恶意。再加清朝统治者对欧洲人觊觎我国疆土怀有很深的戒心，对欧洲人在这一地区的考察持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态度，传言已经有几个人在这一地区丧命。1857年，在喀什，阿道夫·冯被杀，苏格兰人达莱士（Dalagleish）、英格兰人哈瓦德（Hayward）和法人杜特雷依·德兰斯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使行事一向比较谨慎的德国著名画家、佛教美术史家、中亚考古学家，也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考察新疆吐鲁番的行程迟迟不能成行。格伦威德尔，1856年出生在德国的小城米海，父亲是一个画家，所以受父亲熏陶19岁时进入米海的美术学校学习，然而，更让他着迷的不是美术，而是东方学，所以在第二年就为了学习东方学而转到米海大学，专攻东方学，从而奠定了扎实的东方学的基础。1881年，他成为柏林民俗学博物馆（Museurn für v?lkerkwrder）的助理馆员。从1883年起就任柏林人种学博物馆印度部管理员。当时正是印度犍陀罗佛教雕刻品开始大规模地流入欧洲之际，作为欧洲较大的人种学博物馆的柏林人种学博物馆也收藏了出土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斯巴特（Swat）地区的总共63件犍陀罗艺术珍品。作为该馆管理员，格伦威德尔便充分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对这一批艺术品以及收藏于该馆的其它艺术品包括对印度佛教美术，尤其是图像学和中亚考古学进行了潜心研究，前后历经十年，在1893年于柏林出版了轰动整个欧洲东方学界的《印度佛教美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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