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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丝绸之路与敦煌的关糸
 08-06-08 16:17:41   敦煌旅游网
控制了西域敦煌又成为北魏抗击柔然的前沿阵地。敦煌镇将尉多侯、乐洛生都曾击退柔然对敦煌的骚扰。孝文帝时从一步加强对敦煌镇的守备,在此置都大将。正光五(524),敦煌镇改为瓜州。次年,北魏宗室元荣任瓜州刺史。北魏分裂后,敦煌属西魏,西魏仍以元荣为瓜州刺史。元荣死后,瓜州先后发生了邓彦和张保叛乱,赖瓜州大族的力量,叛乱得以平息。西魏委派为民众所信服的申徽为瓜州刺史。北周取代西魏后,仍在敦煌设瓜州,曾委任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北朝时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还亲自出资在莫高窟开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已突破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隋--唐前期
  隋初,敦煌兵民和隋廷派来的军队一起,不断地抗击上述少数民族政权的骚扰,保卫着河西和陇右的安全。隋炀帝即位以后,国势日益强盛。于是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使敦煌得到了安宁,丝绸之路再度被打通。当时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伊吾、高昌、鄯善分别是这三条道路西行的起点,而这三条道路在进入河西时就"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西域的佛典和音乐等经由敦煌传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经由敦煌传入西域乃至更远的地方。隋文帝和炀帝均笃信佛教,大兴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发展。仁寿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区送去敦煌流通供养的隋宗室成员写经。从隋代写经题记来看,此时出资写经者多为戍卒、商人和普通百姓,表明敦煌对佛教的信仰已深入到一般民众之中。与佛教的迅速发展相适应,莫高窟的修窟造像活动也十分兴盛。隋代敦煌石窟艺术进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为以后新的艺术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隋末中原乱起,群雄逐鹿,敦煌归属割据河西的李轨。武德二年(619),唐廷平定河西。仍在敦煌置瓜州。但中原战乱末已,外部则有乘隋末战乱重新崛起的突厥、吐谷浑的威胁。武德三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武德五年,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归唐,唐廷改瓜州为西沙州,州治设在敦煌。另在原瓜州属下的常乐县置瓜州,设总管府,辖瓜、西沙、肃三州。武德六年,西沙州张护、李通谋反,杀害正在西沙州巡视的瓜州总管贺若怀廓,拥州别驾窦伏明为主,并派兵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学伦击退。不久,窦伏明率众降唐,西沙州终于最后稳定下来。贞观七年(633),唐改西沙州为沙州。在此前后,唐廷北灭东突厥,西讨吐谷浑,解除了敦煌的外部威胁。并开始进军西域。灭高昌,攻焉耆,克龟兹,设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以巩固战果。最后,又在显庆二年(657)灭掉西域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于是西域诸国纷纷归附,贡使通商,往来不绝。在此过程中,敦煌不仅是军用物资的转运、供应基地,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战役。此后,唐廷与西突厥余部和新兴起的吐蕃的争夺战多在西域进行,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国之心腹"。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其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还设有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白亭军和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景云二年(711),唐廷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地区设立了河西道,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治所设在凉州。这是唐王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加强和安西四镇的设置为敦煌、河西经济、文化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唐廷在沙州设有健全的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推行均田制,并选择比较有作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经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天宝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有户6395,口32234,成为前凉、前秦以来敦煌户口最多的时期。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唐前期,西域诸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夫,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西域、中亚的商人等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中国与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继续经过敦煌源源西去。同时,西域、中亚等地的珍宝和特产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经由敦煌传往内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曹魏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在敦煌,既有内地来的汉商也有西域、中亚各地的胡商。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以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组成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处有兴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经过故玉门关时常在这里停驻而得名。各地来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与瓷器,西域的珍宝、特产,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还给敦煌带来了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汉文化和佛教以外,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袄教神祠。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经典,反映了中亚、西亚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的都会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当时沙州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设有经学、医学、道学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规定的儒道医等汉文化典籍。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学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为主。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官私学校或学生使用的各种写本汉文化典籍。与李唐王朝奉老子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关,敦煌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设立了道学,写本道经也大量涌现,道观增多,反映出道教曾盛极一时。佛教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敦煌遗书写经题记来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当地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从、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大量宫廷写经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不少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使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继续不断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东来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经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断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营养。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发展到了全盛时期。

  吐蕃统治时期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锐部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贞元二年(786),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吐蕃统治者任用一些投靠他们的汉族世家大族成员为各级官吏,以缓和民族矛盾。并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13所增加到17所,僧尼由310人增加到近千人。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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