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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莫高窟藏经洞封闭原因及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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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6-08 15:30:10 |
作画，并非伪装，该说法虽有猜测成份，但也不失为研究藏经洞的一种看法，可资借鉴。
三、书库改造说
此说由日本著名的敦煌学专家藤枝晃先生首提，他认为大约为公元1000年左右，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的各寺院就面临着一个改变藏书室的位置，以便为折叶式经典使用，这样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式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由于是佛教圣物，不能随意抛弃，于是就以洞窟封存的方式处理了事。也有人补充认为，由于卷轴经典的集中放置，在莫高窟每年多次举行的法会、庙会、斋会及各类宗教庆典会上，或一些重要的佛教节日时，莫高窟人多手杂，可能会有人们私拿的情况，就需要寺院派专人管理，必然使寺院形成额外负担，于是想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封入洞窟集中处理。只是这一说法并没有很有理由地回答为什么要在藏经洞外重修壁画的原因。
四、佛教供养物说：即认为藏经洞的宝物均为佛教供养法物。
此说是近期由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文正义先生提出，十分新颖，也是多年在敦煌学界对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问题上，走出老路子，避开以上三种传统的成旧观点，而独避一径。他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藏经洞之所经封闭，是因为对这些佛教法物进行集中供养，此种宗教仪式是佛教界常见和现象，是一种极其虔敬的宗教行为，与外来压迫无关，是敦煌法地佛教教团自行决定的结果。由于此观点主要是对藏经洞性质的讨论，因此详细请参阅“”一节。
五、排蕃思想：即是敦煌法当地人为了扫荡吐蕃统治的影响而所为。
此说近期由日本大谷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的敦煌佛教研究专家上山大峻先生提出。在藏经洞保存有大量的吐蕃资料，包括藏文和汉文二种文字，极其特殊。其中又有极为详细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资料，集中表现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著名的僧人法成、昙旷等人的论著、讲学笔记、佛经注疏等的完整保存。而同时在藏经洞发现最多写经的寺院的三界寺和净土寺，正好又是吐蕃统治时期二大寺永康寺和永寿寺的改名延续，这二所寺院一定保存最多的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在归义军时期，人们为了消除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大概也是对那一段屈辱史的憎恨，因此决定把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一并封存，而选择的封存的地方正是吐蕃统治时期最为活跃的“吴家窟”。
藏经洞的封闭时间
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学术界自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有大量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过研究与探讨，成果累累，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
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说：
1、公元995年（北宋至道元年）之后说，以伯希和、斯坦因为代表；
2、公元1002年稍后说，以藤枝晃、何昌林为代表；
3、公元1002-1014年之间说，以贺世哲为代表；
4、公元1002-1030年之间说，以白滨为代表；
5、公元1006年之后说，以荣新江为代表；
6、公元1030-1035年之间说，以毕素娟为代表；
7、公元1035年西夏攻破沙州之前说，以罗振玉、姜亮夫、阎文儒为代表；
8、公元1049-1054年（皇祐年代）之后说，以陈垣、石璋如、马世长为代表；
9、公元1094-1098年（绍圣年代）说，以殷晴、谭真为代表；
10、公元1228年前（蒙古军攻战敦煌之前）说，以关百益为代表；
11、公元1348-1368年（元明之际）说，以张维为代表，等等。
综观以上诸说，其实大的范围内可以发现，藏经洞封闭时间可分为曹氏归义军晚期西夏占领敦煌以前，西夏占领敦煌之后，以及元、明时代四个时间段。其中元、时之说证据不足，均是一家之言，无人响应，几不成立；西夏占领敦煌之后说也显过于主观，学界认同不多；现在学界基本认为以曹氏归义军晚期说为藏经洞封闭时间段，具体和详细的年代划分，虽然各有区别，仍需进一步讨论，总的来讲都在离事实更近了一步。
以上诸说，多以躲避战乱为前提，或云西夏威胁，或云哈拉汗王国威胁，或云蒙古威胁，或云元末战乱；只有藤枝晃、方广昌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属正常的废物淘汰，与战乱威胁无关。
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时间记载，也无法提出十分充分的证据资料，因此藏经洞封闭时间仍是学术之谜，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谜很有可能将会成为历史悬案。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主要参考著作
《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敦煌学新论》，荣新江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敦煌学叙论》，刘进宝著，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
《敦煌学通论》，刘进宝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敦煌学入门》，胡同庆、罗华庆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刘进宝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敦煌研究院编内部资料，2000年。
二、主要参考论文
石璋如《关於藏经洞的几个问题》，《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12期
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9期
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及藏经洞的开凿及封闭》，《文物》1980年6期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敦煌研究》第一期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第二期
方广昌《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贺世哲《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西北史地》1984年3期
谭 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敦煌研究》1988年4期
马世长《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学专号
施萍亭《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90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
土肥义和《敦煌遗书封闭之谜》，《历史与地理》486号，山川出版社，1996年。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1990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
钱伯泉《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兵进攻西夏的战争——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和确切时间》，《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刘进宝《20世纪敦煌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研究的回顾》，《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上山大峻《敦煌遗书的吐蕃特色与藏经洞封闭之谜》，《戒幢佛学》第二卷，戒幢佛学研究所，岳麓书社，2002年。
文正义《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新探》，《戒幢佛学》第二卷，戒幢佛学研究所，岳麓书社，2002年。
（文／沙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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