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举世闻名，自从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发端之初便对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原因展开了讨论，一个世纪过去了，对藏经洞问题的探讨可谓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虽然在学术界对诸如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先生之观点有很大的反响，也得到众多学人的更多赞同，但要说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从目前来讲应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与必要。在这里，我们暂不论藏经洞之性质（笔者将另文讨论），专就藏经洞封闭的时代问题，从一个特殊的前人未谈及之视角做一说明，亦作资料之补充，也算作对这一学界历史悬案之不自量力之窥视。
要弄清藏经洞封闭时代，首先必须考察一下藏经洞外壁，即莫高窟16窟甬道表层壁画的重修时间，因为这一层壁画就是为了掩盖藏经洞而重修，时间就是藏经洞封闭的直接时间，是藏经洞封闭时最最直接的证据，因此探讨这一问题是揭开藏经洞封闭时间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好的办法。
对于莫高窟16窟重修的时代，传统意见认为是西夏早期，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就与学界基本一致认为的藏经洞封闭大约为曹氏归义军晚期之观点严重背离，也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刘玉权先生是敦煌西夏洞窟研究的专家，他在进行莫高窟西夏洞窟分期排年时，认为16窟与130等窟的重修时代为同时代壁画，即为西夏早期。关于130窟内表层壁画的重绘时代及130窟表层壁画的分期排年，的确刘玉权先生经过详细考古排年定为西夏早期，刘先生的分期排年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刘玉权，《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但学术研究总是在不同意见与看法中向前发展，在这里笔者认为130窟的表层壁画的重绘时代应为更早一些的曹氏归义军晚期，而并非西夏早期（关于这个问题后有详论）。但不管怎样，刘先生的科学分期认为16窟表层壁画与130窟表层壁画同时代的观点，是极为准确的，也是一位在莫高窟工作了一生的专家的理性分析与经验认识的结论，是完全靠得住的。这一意见对我们探讨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这样在我们苦于没有16窟表层壁画时代的困境中，找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即转移我们的研究目标，走曲线救国的方针，试从与16窟重修同时代的130窟表层壁画的重修时间入手，解决我们要解决的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代问题。
据耿升昇《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记录，伯希和在伯第16号洞（即今莫高窟第130窟）内供养人题名中发现有沥粉堆金墨字题记：“故叔敕谒（竭）诚囗（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与“皇囗（妣）敕受奉国广？平？”（下缺）（《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健宾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这两条极为重要的供养人题记资料，引起了贺世哲先生的高度重视，贺先生根据这一资料断定130窟表层壁画为曹宗寿当权时所修，重画时间当在公元1002—1014年期间（《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 贺世哲，《西北史地》，1984年3期，第83—86页；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 贺世哲《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非常确凿的供养人题记充分说明130窟表层壁画重修时代为宋曹氏归义军晚期曹宗寿时期。
以上的资料如果还显得不足的话，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考古实物资料可以参证这一问题，即莫高窟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因为130窟前殿堂建筑遗址是与130窟现存表层壁画即重修时代为同期作品。
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遗址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清代遗存，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本文所要讨论的是130窟窟前下层殿堂建筑遗址。该殿堂遗址是莫高窟迄今为止发现的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中最大、最为宏伟的一座。该殿堂遗址至今仍基本完整保存于莫高窟130窟窟前，以待复原并供游人参观。参考主持该殿堂遗址清理发掘的潘玉闪、蔡伟堂二先生著《敦煌莫高窟第130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敦煌研究》第一期，1981年，第111—128页。）及潘玉闪、马世长二先生著《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中的详细报告并研究可知，
 130窟窟前大型殿堂建筑遗址的基本情况为（图一）：坐西向东，呈长方形，东西长16·3米，南北宽21·6米；殿堂建筑有南北二夯土山墙并檐墙，殿基南北面阔五间，分当心间（4·2米）、南北次间（4·2米）及南北梢间（3·1米），东西进深三间（分别为3·55、2·65、3·55米）。西接洞窟甬道和凿平的崖壁，与洞窟连为一体。甬道外南北两侧贴西壁处筑土台，台上塑天王像，高达6米多。东西分布着三排共计十八个柱子。地面铺设整齐划一花砖，以八瓣莲花云头纹砖为主，并有桃心十六瓣莲花纹砖、忍冬重瓣莲花纹砖、桃心十一卷瓣莲花纹砖等。在诸位先生的行文中，均对以130窟窟前殿堂遗址的修建时代作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130窟窟前大型殿堂遗址的修建时代为西夏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并讨论，在此把诸位先生断定该遗址为西夏时代的论证引录如下：
“（莫高窟130窟窟前）下层殿堂遗址地面上铺设的花砖相当整齐，以八瓣莲花云头纹为主，这种纹饰的花砖，出土于莫高窟第35、467、27—30、38、39等窟前西夏遗址中，属于西夏花砖。其次，殿堂南壁（崖体部分）下部壶门，画火焰宝珠，这在西夏洞窟是最流行的题材之一。而且，是27—30窟窟前西夏遗址的壁画下部的典型画法。再者，窟内四壁（除南北壁二菩萨系盛唐画像外）表层的供养菩萨，顶部画的团花图案及甬道南北壁的表层壁画均为西夏重绘。又据我所对西夏洞窟的分期排年，130窟表层壁画排为西夏早期壁画。因此，依据上述各点，我们把130窟窟前下层遗址和主室地面铺设的花砖定为西夏时代。同时，我们选定遗址南山墙内柱之朽木作为标本，请国家文物局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做的碳—14实验室测定，其时间距今895—1005（潘、马文为1055）年。西夏赵元昊攻占瓜（安西）、沙（敦煌）二州，在宋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此年代也包括西夏早期。”（参考潘玉闪等前文与著）
经过仔细分析与考查之后，笔者认为诸位先生所提出的对于断定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修建年代的这一系列论证均有不周之处，值得商榷。逐条分析如下：
1、130窟窟前遗址中大量所
 铺的八瓣莲花云头纹砖（图二），在《莫高窟窟前殿堂遗址》一书表二八定其为西夏新发现花砖，并由于该花砖存在于其他如35、467、38、39、27—30等窟窟前西夏遗址中，而来断定130窟前遗址的时代极为不妥。参考对敦煌花砖进行过专门系列研究的殷光明先生的断代可知，八瓣莲花云头纹砖在敦煌莫高窟等地出土最早为宋，并非西夏，只是西夏仍大量流行而已。另外其规格均为长28、宽28、厚5或6厘米，二者相一致（《敦煌模制花砖艺术初探》 殷光明，《敦煌学辑刊》1988年月日、2期，第123—129页。同作者《敦煌画像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因此可见该种花砖最早出现是为宋，并非西夏，故无法说明该建筑肯定为西夏时代。
2、至于南山墙崖体部分内壁下部壶门画火焰纹宝珠，的确是西夏洞窟里最为流行的绘画题材之一。但这种墙壁底层画壶门火焰宝珠纹的题材与作法，早在晚唐已有，五代宋大量流行，西夏仍大量流行，只是早期的延续，并非独有。而且宋晚期壶门供宝的画法在风格、用色等方面均与西夏十分类似，二者没有十分严格的分界线，因此难以依此武断时代。
3、关于130窟内表层壁画的重绘时代及130窟表层壁画的分期排年，我们前面已作了说明，应是为归义军晚期，而不是西夏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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