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接近，心越惶恐。客居酒泉十多年，距敦煌千里之遥，周围很多人去了，又去了，我总是不敢。于我而言，敦煌太深了，几乎所有古代中国西域的历史都在敦煌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再加上朝觐不绝的莫高窟、高深莫测的宗教、旷世绝伦的绘画艺术、浩如烟海的经卷文物、连绵不断的古关烽燧、络绎不绝的大师和诗人、学者与旅行家……在庞大敦煌面前，我是羞怯的，从内到外都觉得了一种难以启齿的浅薄和不安。

　　乘上往敦煌的长途班车，刚开出嘉峪关市区。我看了看西域的天空，想到即将到达的敦煌——忍不住一阵心跳。我想，敦煌会不会拒绝我这样一个浅薄的游览者？在浩杂的文明和文化、艺术和学术面前，我无疑一粒微尘，甚至连看一眼都是奢望。

　　车辆在荒凉中奔驰，向我第一次到达的嘉峪关以西，广袤的戈壁在祁连之下匍匐，零星的骆驼草之间，土色的村庄似乎断毁的明长城,颓废陈旧。到瓜州县城，我想到唐人一句诗：“楼船夜泊瓜洲渡。”但彼“瓜洲”非此“瓜州”。瓜州盛产大风，是世界有名的风库；也盛产锁阳和蜜瓜，这里的蜜瓜和葡萄大抵是吐鲁番以南地区最好的。这里的锁阳与西方咖啡结合，成为了既有滋阴壮阳作用又有镇静解渴功效的“锁阳咖啡”。

　　出瓜州县城时，看到路边载着柳树的水沟里，几个孩子光着身子戏水，几位老人坐在树荫当中，嘴巴不停。几座村庄之后，又是无垠的戈壁滩，稀疏的骆驼草全身发绿，根部簇拥着大批焦白的沙子。南边的丘陵呈墨黑色，寸草不生，像是凝结的巨大的岩石，又似乎是古代的兵团，在高天厚土之下，成为集体雕像。
迎着落日，进入敦煌市区外围，路边的村庄被田地包围，绿色植被青翠得叫人心生爱怜。下车，我忽然发现，这是一座古旧的西北城市，太多的尘土掩住了建筑的本真面目，不高的楼房背后，散落着错乱的黄土泥房。在飞天宾馆住下，给敦煌诗人方建荣打了电话，躺在窄小逼仄的床上，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离滋味。只觉得，这房间里也弥漫着一种叫做“敦煌”的气息，而“敦煌的气息”到底是什么？我却一时说不出。

　　夜晚的敦煌市，华灯铺天盖地，行人三三两两，和我们一样作为观光客的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悠闲走在街道上。我和妻子、鲁青漫步其中，左右张望，在市中心看到作为敦煌市标志的反弹琵琶的伎乐天：丰腴曼妙的腰身，优雅的艺术的舞姿和神情，让我驻足惊叹。

　　看得久了，反弹琵琶的伎乐天真的在车流奔驰的敦煌市区舞动起来，清澈的音乐在缀满星辰的西域天空缭绕——若是在唐代，我定然会沉醉其中，与这位伎乐天长久居住在敦煌，白昼昏睡，夜晚歌舞，用最激情和美妙的舞姿与音乐，在敦煌度过一声——我觉得沮丧，那个年代已然成梦，美丽的伎乐天只残存和寂寞于莫高窟幽暗的佛洞中，我也只是一个于当下尘世中的一个碌碌无为的生存主义者。

　　夜越来越深了，敦煌的天空也像额济纳一样高和幽深，无论是白昼还是黑夜，都给人一种晕眩的高傲感。三个人到敦煌夜市，连串的灯火烧尽夜幕，摊贩掌灯，游人如梭。在一家摊贩前，我忽然放大了眼睛，注目一面雕刻有狼头的木刻：眼睛迅如闪电，神情冷傲决绝，有着无限的孤独感、杀伐不尽的战斗欲望。

　　我询问价格：8880元，我犹豫，取下，与狼凝望，忍不住抚摸，讨价还价好久，也没谈妥，只好遗憾离开。到另一些摊子上，也看到相同的狼，但狼头太过肥大，眼神散漫，无精打采。倒是有一面反弹箜篌的伎乐天木刻，乍看倒是优雅细致，线条迷人，但腰身扭转之间，似乎是迟滞的、笨拙的、拖沓的和木讷的。

　　看过了作为敦煌市标志的反弹琵琶后，便觉得这些木刻太媚俗了，只是简单的模仿和机械雕刻。在石室书轩浏览时，方建荣匆匆赶到，握手问好，在一处烤肉摊前坐下来，喝酒，说话，甚是投机。作为诗人的方建荣，生活在敦煌是一种天赐之福。建荣拿出两本冯骥才《人类的敦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送给我和鲁青，并一再叮嘱，要我为敦煌写些东西。建荣说：无论是谁来敦煌，谁写敦煌，他都感激，并要拜读收藏。

　　这些话令我感动，也诧异，在我的意识当中，作为诗人，会在内心将敦煌作为私有财产，即使不可垄断，也会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建荣的心态让我看到了敦煌的心态——起至若羌民族的敦煌（沙州），穿越数千年时光，敦煌这个一度作为西汉王朝西大门的边陲城市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来就不是拒绝的，而是往来不断、含纳并收和积极交流融合的。

　　太阳升起，普照敦煌，到莫高窟，仰望之间，我就觉得了心疼，眼泪泡着眼眶，迟迟不落。明亮的阳光将陈旧甚至有点败落的莫高窟照得一片暗淡，众多的洞窟似乎庞大历史脸孔上取之不去的斑点，以长久的静默，与强大的时间对峙；向着汹涌的参观的人流，说出自己深愈千年的隐秘心事。而到此一游的人，成千上万，千万而亿数，真正能够了解莫高窟的又有几人？大都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以身体的到达完成个人的一次浅薄旅行。

　　莫高窟是在等罗振玉、王国维、刘鹗、张大千、陈寅恪、常书鸿、季羡林和段文杰、樊锦诗……这样的人，自从莫高窟被发现以来，漫漫上百年，也唯有这几个人，真正发现了敦煌，投奔了敦煌，将莫高窟作为一生的使命来保护和研究，学习和弘扬。在此，我再一次感到羞怯和浅薄，站在庞大深邃的莫高窟前，仅仅是一种机械的仰望和浏览。

　　验票进门，在莫高窟前杨树浓荫下，再一次停住——那么多人跟随导游进入洞窟，我迟迟不敢。相比麦积山和龙门石窟，甚至甘州马蹄寺石窟和嘉峪关黑山岩画，从土质上和地理条件上看，莫高窟实在不是理想的凿窟绘佛、宏业传道之地，整个莫高窟，都是由粗大的砂石和少许黄土构成的，以我的武断推断，如果有连续一周以上暴雨，莫高窟会彻底瘫软，轰然化虚。

　　莫高窟已经穿越数千年时光，囊括了几乎所有中原王朝和西域少数民族国家与部落，而仍旧巍然屹立，面色不改——莫高窟之顶，犹如锋利刀刃，绵延数公里，一眼眼的洞窟形状不同，参差不齐，或大或小，深入砂石岩壁，穿越浩荡时光，在安定与战乱，和睦和抗争之间，收藏了那么多的高贵神灵、僧侣民众和凡俗贵族。到王圆箓道士发现的藏经洞，看到的瞬间，也蓦然觉得了一种悲痛的耻辱——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的盗窃和欺骗，文物和经卷的大量流失，绝对是敦煌的一种丧失。
但我又觉得，在王圆箓打开藏经洞之前，整个莫高窟都是寂然无名的，北魏到隋唐的兴盛，宋元之后的相对败落，期间产生了无数的诗人画家，也没有一个人对莫高窟的艺术价值发出一声惊叹。由此，王圆箓打开的是敦煌学，斯坦因、伯希和与大谷光瑞等人盗窃的也是敦煌学，陈寅恪那一声“敦煌学，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悲叹，也是敦煌学。或者说，正因为他国人的盗窃和藏经洞文物的散失，才有了今天的敦煌学。

　　游走参观之间，我拒绝跟在导游身后，听一成不变的解说，而是一个人走进走出，在高崖之上独自仰望和俯视。头顶的蓝空深不可测，流云如练，自西向东，如潮奔涌。在少数的几眼开放的洞窟中，隋代的佛像和人物是华丽的和不羁的，神情放肆，且内敛光荣；唐代的则是大幅度的雍容和华贵，即使腰身丰腴的女子，也五官张开，眉目之间，流光溢彩，体现了一个大国气度和帝国风采。

　　在一窟佛洞外沿上，看到几位宋代官员的画像，寥寥几笔，神采尽出，只不过，那些宋代官员一派中庸，表情木然，几乎看不到一丝个人性情。元代的洞窟充斥着异族佛像，即使王公贵族的画像，也都透露出霸道和嚣张气势。在王圆箓发现的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