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10-24 19:55:22　　 敦煌旅游网

　　看过屈原《离骚》的读者,一定记得开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但“摄提”是什么?众说纷纭,读者不甚了了。饶宗颐考证帛书《刑德》四隅神名的西南“聂氏”,指出“氏”与“是”古文通用、“是”与“提”经常借用;而“聂”、“摄”通假。结论是:“聂氏”即“摄提”。他从《周易·坎》九五爻辞、《说文》、《公羊传》、《初学记》、《左传》等古籍中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然后指出:“摄提星名,本随斗杓所指,《史记》索引引纬书《元命苞》云:‘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摄角。’《御览》星下引《天官六星占》:‘岁星一曰摄提’(“摄提贞于孟陬”,即岁星恰值孟陬正月时节),石氏(石申)有《摄提六星占》。聂氏之为摄提,既是星名,亦为神名。《淮南子·地形训》云:诸稽、摄提、条风之所生也。为八风神之一,摄提出现于考古材料,此为初次,原亦作‘聂氏’,以往有人认为摄提格为外来语,此可证其不确。”文章发表至今,凡是研究帛书《刑德》的学者,无不认同饶宗颐的见解。

　　专家们叹服,饶宗颐对马王堆帛书并非全面研究,“但只要触角所及,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只有博学多才的通儒才能达到如此境地”。

　　论者评价: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通儒,学兼中西。饶宗颐知古而不泥古,深植中华文化的沃土而能超越民族文化的局限,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审视本民族文化及其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他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采用的治学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因而才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他的标新立异,首先源于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其次是以自己的中华文化之心去深刻理解和 感受各不同文化的差异。

　　饶宗颐跳开中国看中国,所以对“国学”、“国学大师”等提法都有保留。他说,国学就是本国的文化,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文化,把中华文化称为国学,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因此主张称“汉学”或“华学”更准确。他于1995年创办以中文为媒介的大型国际性学报《华学》并自任主编,由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至今已出版8期。

　　他说,研究传统中国学问,最好使用中文撰写论文才不隔膜,《华学》发表的论文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采访中笔者提到,近年内地有学者一反传统观念,指家喻户晓的忠臣诸葛亮对天下大事看法一成不变,还是大大的奸臣,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等等。对这些“研究成果”,究竟应怎样看?饶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淡淡地说:历史人物要放到历史环境中看,《三国志》是晋朝人编的,比如“隆中对”里是出山前的原话还是后代史家归纳的文字要搞清,否则站在后来的角度看当时,就真成了“事后孔明”了。

　　饶宗颐重视“国本”,又能会通古今中外。论者评价:“饶氏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通晓汉语中文和英、法、日、德、印度6国语言文字,对古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这连其本国人都鲜有通晓的。因此他史识广博,了解西方和东方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能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汇比照中,互动认知,不断发明,提出和解答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问题,想他人所未想,道他人所未道。而一旦公布,便成人所共想,其观点便为世所公认。

　　以他在域外汉学传播方面的成就为例,他是编录新马华人碑刻、开海外金石学先河的第一人;是在日本东京出版《敦煌法书丛刊》、在国际学界讲敦煌本《文选》和据伦敦敦煌卷子讲禅宗史上摩诃衍入藏问题的第一人,如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已成历史;是在国际上讲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选》五臣注的第一人;是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是讲有关越南历史《日南传》的第一人;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并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第一人;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开阔的国际视野,既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传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又对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中,将伦敦所藏这部早期天师道思想秘籍公诸于世,并作出笺注,从而引发了当年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道教研究的热潮。

　　饶宗颐是第一个把古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与汉语系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发现这种不明语系的图形文字竟然与中国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着许多类似的迹象,为揭示该古老文化演进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开辟了新途径。他又比较屈原《天问》与印度、伊斯兰古文献,发现“发问”文学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存在,进而提出文字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新课题,主张把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来。因为他了解本民族文化、也了解他民族文化,因而他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他由埃及文化代表作之一的《死书》、波斯诗人将死视作“蜜糖”,联想中国人的生死观,认为“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的极端可怕的流弊”。

　　他也不是凡事必中国古代第一。比如他研究认为,我们引以为豪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郡县制,他则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之父Cyrus于公元前五三九年克服巴比伦后统治万民,在圆筒刻石上明功记德、称百姓为Black-headed　people(黑首)相比较,认为“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天下,刻石颂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黑首),颇疑远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响,而‘黔首’一名则承袭西亚之旧称。”

　　张大千评价说︰“饶氏白描,当世可称独步”。学者对他的书法评价是:“无所不能”

　　饶宗颐是学术大师、教育家,1935年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抗战后期的1943年至1945年,任西迁广西的无锡国专教授,1946年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1947年至1948年任汕头华南大学教授兼文史系主任,1949年10月起定居香港。自1952年至1968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1968年至19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73年至1978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至退休。这期间,他先后赴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 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及北京大学、台北中研院等多所大学、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并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儒林汉学奖、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建院125年来第一个人文科学荣誉国家博士学位和法国文化部艺术及文学军官勋章,2000年获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香港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饶宗颐还是 艺术家。

　　饶宗颐说:“正如鲁迅先生所讲,近代学者往往受哪个国家、哪个学派影响,我则尽量多些接触各国、各学派的学者,包括在美国1年,日本4年,新加坡5年,英、法、西班牙、印度等地几个月。到那里潜下心来研究当地的课题,决不一知半解就以为窥见全豹,自鸣得意”。他说他走过的是一条特殊的学术道路,而有人则形容他是“没有出家的苦行僧”。

　　他讲过儿时的一段往事:那时刚上小学,回家路上的街角有一位画师在画白描,小小的他好奇又羡慕,每次都站在一旁看得入神,久而久之画师被这个小童所感动,说:“来来来,我教你。”于是他就学着用白描的手法画起佛像来。因此他自幼与佛结缘,同时也与佛学、学术结缘。他选择了做学问,但钻研精神有如苦行僧。为了研究一门学问,他可以跋山涉水,到发源地考察。为研究敦煌艺术,多次往返莫高窟;为解读敦煌乐谱,刻苦学习古琴;为解决问题冥思苦想,饭不进、茶不思、觉不睡,在别人看来仿佛入定。他对很多学问都有兴趣,为了外国古代的一些问题,他穷追不舍,专门学习他们的语言,甚至用上几十年找到答案。漫漫求索过程,只有自己知道其中艰辛与曲折,苦闷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