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已有1600年历史了，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共计有45000平方米的历代精美壁画，有3390身精美彩塑，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艺术遗产，一旦被捣毁破坏，那将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场巨大悲剧。敦煌县委县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情况危急，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

虽然周恩来日理万机，生前一直没能亲自去敦煌视察参观，但他却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远见卓识关心着敦煌艺术，给我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往事。至今，敦煌研究院的老专家们还念念不忘他当年对莫高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兴致勃勃 两次参观敦煌画展

1945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重庆七星岗中苏友好协会举办了一次小型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向社会各界广泛介绍莫高窟自北魏以来，历代连续开凿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艺术成果，同时也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当局无理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抗议。瑰丽多彩的敦煌艺术轰动了山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展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天，参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呼“共产党的周副主席来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以及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等一行人的身上，周恩来神采奕奕，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走进了展厅。

他一边仔细地观赏着敦煌壁画临摹本，一边认真地听着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讲解。听着常书鸿浓浓的浙杭口音，周恩来亲切地问：“常先生也是浙江人？”当听到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常先生和我算是老乡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和杭州相距才百余公里，我们今天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他幽默风趣的谈吐让正处在抗战困难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感到了一种温暖和亲切。

参观欣赏了敦煌壁画临摹展后，周恩来对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常书鸿等人在艰苦环境中保护敦煌艺术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勉励他们不要屈服，要坚决同反动派倒行逆施的行径做斗争，最终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短短的一席谈话，使在国民党当权派面前受尽白眼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备受鼓舞，他们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知音，共产党人对文物保护工作如此重视。此后，经广大爱国人士和著名学者向达、夏鼐、傅斯年和常书鸿等人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1948年5月得以恢复。而此后，周恩来也一直没有间断对敦煌艺术的关心和关注。

1951年，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周恩来指示在北京举办一次大型敦煌艺术画展。这一年的元月，常书鸿接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电报，要他将文物研究所内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临摹本带往北京展出。这对于刚刚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来说又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常书鸿和全部工作人员马上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画临摹本，连夜赶往北京。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郑振铎亲自任“敦煌艺术画展”筹备委员会组长，常书鸿任副组长。大家经过4个多月的辛勤工作，展览于1951年4月下旬筹备就绪，准备在故宫午门城楼上展出。

就在展览会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常所长和女儿常沙娜与历史博物馆的张秘书正在对整个展品做最后的检查校对时，忽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中央首长要来画展会场参观。听到这个突来的消息，常书鸿显得有些慌，他为难地说：“今天是星期日，同志们都不在会场。”对方问：“你是哪位？”常书鸿报了名字。说：“只要你来接待就可以了，请你在下午3时准备接待，不要外出。”

这天下午2点，常书鸿和女儿沙娜与张秘书早早来到午门楼上等候。当时天下着蒙蒙细雨，2点半时，常书鸿看到一辆小轿车从端门朝着午门开过来，最后停在午门城楼下。警卫员先从车中走出来，把一件淡蓝色雨衣，披在下车的首长身上。常书鸿和张秘书马上走到前楼台阶上迎接。这时，下车的首长已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台阶。当周恩来那张慈祥而又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俩面前时，常书鸿快步向前激动地紧紧握住总理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周恩来看到他们没有拿伞，站在细雨中时，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脱下来交给警卫员。他热情地说：“七星岗看过你们的敦煌壁画摹本展览，已经五六年了，那次只有20多件展品，这次规模大得多了。”常书鸿说：“当年您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坚定了我们信念，使我们更有信心继续坚持工作。”

在布展会场，周恩来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一边和常书鸿交谈，询问了他们解放前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敦煌艺术的历史、渊源和这次展出的有关内容。看着1120件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的历史壁画和彩塑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他高度赞扬了常书鸿他们舍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他说：“看了这么多展品，使我大开眼界，相信敦煌艺术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