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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记忆
 07-06-04 14:45:12   敦煌旅游网
的王道士走进来。这个说法的诱人之处不仅在于使用了新的证据,而且暗示着今后敦煌考古的美好前景,因为当时敦煌佛教寺院众多,采取相同措施的不应该只有三界寺一家。这就是说,敦煌可能还有未发现的藏经洞。   
  敦煌学的视力范围   陈寅恪先生1930年为陈恒先生所编《敦煌劫余录》作《序》,第一次使用"敦煌学"概念,其含义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和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所有文物和文献。被公认的敦煌学研究对象有:敦煌石窟遗书,包括藏经洞遗书、第464窟的回鹘文写本、土地庙发现的经卷,统称敦煌遗书、敦煌卷子;敦煌石窟艺术和考古,敦煌石窟不仅指莫高窟,还包括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等八处石窟;敦煌地区的许多城址、关址、古代墓葬、出土的汉晋木简(从1906年到1992年,敦煌共出土九批木简25000余枚)。西方学者常常把1907年斯坦因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这是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   
  佛经"别藏"

  藏经洞打开的是一个信仰和经典的时代。90%的佛教经典,说明了藏经洞的性质,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尽数展现。佛教为中国文化输入了第二次动力,而佛教留下的经典却是中国最完整最大量的经典。但是,藏经洞使我们了解到传世佛教经典的许多缺陷。传世经典因流传太久,错误不能避免,现在可以靠敦煌经典校正。在唐武宗灭佛的时候,敦煌还在吐蕃的统治之下,所以敦煌保存了许多中原已经毁灭的经典。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定式,重视域外翻译的经典,轻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著作,于是这种被称作"别藏"的佛教著作大多散失无存。实际上,这正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证据。现在,相关研究,全靠藏经洞保存的别藏资料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如天台宗的经典《天台分门图》、《天台四教义》等,因为晚唐五代破坏严重,也只有在敦煌才被保存下来。禅宗经典也有类似经历,所以敦煌也都有同样的补充。在一个信仰时代,与经典相关的事情都可能变得神圣,一些经典的抄写本身就是艺术品,如严整的17字一行,精美圆畅的楷书作品P3278《金刚般若经残卷》。   
"道士文书,并无用处"
  道教是在外来佛教的刺激下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宗教。为了与佛教抗衡,道教也制造了很多自己的经典。在敦煌,道教经典不到五百件,但仍然透露出道教在唐代兴衰的重要信息。唐朝皇帝姓李,与道教老祖李耳同宗,所以特别推崇道教。藏经洞的道经卷子,字迹工丽,且纸质优良,但背面多用来写佛经。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敦煌通往中原的道路不畅通,纸源紧张,另一方面也说明道教在敦煌的地位下降。斯坦因藏3071号卷子,正面是道家为皇帝祈福文,反面是僧人写的佛典流通录,中间还有一行文字:"道士文书,并无用处。" "天宝二年写了也"在信仰的时代里,儒家也被当作宗教对待,甚至有儒释道三教概念。藏经洞里保存了一批失传的儒家经典研究著作,是最令中国学者兴奋不已的事情。《尚书》是儒家最早的经典之一,自从汉武帝时代得到古文尚书以后,汉武帝命令孔安国用隶书撰写了《隶古定尚书》,唐朝天宝三载(744年)用流行楷书写出以后,隶书原本渐渐失传,到宋朝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没想到,敦煌竟然保存着,而且是"天宝二年八月十七日写了也",正是以楷书抄写的前一年,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孝经》也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东汉儒学大师郑玄曾经作注,但南宋以后就失传了。现在,《孝经》在藏经洞里又出现了。《论语郑氏注》也一样是个奇迹。本来,郑玄的《论语郑氏注》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是很流行的,五代以后佚失。藏经洞再次奉献,使我们有机会见到连司马光、朱熹都没见过的古代著作。   
  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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