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中,我对世界各地的华语观众说,老子的话虽然难懂,我也要领着大家读几段,让大家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周游列国的孔子成为中国

　　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没有出关隐居,恰恰相反,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申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在中国文化界如果说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那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今天的演讲中列述更多,这是我在《秋雨时分》中要连续讲两年的课题,今天只能稍稍列举了。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400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原、司马迁,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唐宋之后的文人大批涌现,那就来不及细说了。

　　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

　　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

　　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

　　▲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每3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中华文化的"生态缺憾"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