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也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园，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
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
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尤为历史文化名城锦上添花。它又成为分别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首先发现敦煌遗书的重要价值者，是我国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他在《语石》中，不仅录述莫高窟碑石，且对敦煌遗书作了颇为独到的阐述。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可惜这些宝卷未能被当时的中国政府重视，多被外国人劫走，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又是它之大不幸了。但随着敦煌的宝卷被劫掠，敦煌的名字也响遍全世界。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目前，对敦煌文物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敦煌学。 中国学人对保护敦煌石窟作出了奉献
敦煌虽地处祖国西陲，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早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游千佛洞》对敦煌艺术备极赞扬的诗句，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嘉庆年间，西北史地学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在其《西域水道记》中，收录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还论及了莫高窟的创建历史。道光年间，许乃谷任敦煌县令时（1831-1834年），也曾写了《千佛灵岩歌并序》，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况。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在政界、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对莫高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倡议进言、奔走呼吁者就更多。在40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敦煌研究机构。首任所长常书鸿和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 儒、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皆先后来敦煌，开展了临摹工作， 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普及作出了奉献。敦煌石窟艺术才开 始得到了保护，并产生了敦煌学。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 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来到敦煌，参观莫高窟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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